青瓷划花三鱼小碗
耀州窑 青瓷划花三鱼纹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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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北宋(西元960-1127年) |
类型 | 陶瓷器 |
尺寸 | 5.1 cm × 14.3 cm × 3.9 cm(2.0英寸 × 5.6英寸 × 1.5英寸) |
收藏国家/地区 | ![]() |
收藏地 | 台北市士林区国立故宫博物院 |
登录号 | 故瓷001165N000000000 |
网址 | 国立故宫博物院器物典藏资料检索系统 |
青瓷划花三鱼小碗是北宋年间(西元960-1127年)耀州窑出品之食器,为典雅橄榄青色青瓷作品,从其成色器型可约略判断为北宋中期之后成熟的代表作品。现存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年代背景
[编辑]中国青瓷发展成熟最早可自唐越窑算起,承继其风而至宋代则有耀州窑、汝窑、龙泉窑等窑系,[1]而各地因著特殊的土质及釉料烧制等技术差异,往往烧制出各色各样的青瓷。其中耀窑青瓷往往兼有“越器”之称。
北宋一百多年间是耀州窑烧瓷之鼎盛期,从黄堡镇元丰七年立之的德应侯碑或可窥其烧瓷产业之蓬勃发展,另外在考古遗址中也可发现其最初做为民间主要青瓷产区[2],到后来负有“十里窑场”之盛名。而从其精致的物质文化器物呈现,也可一窥北宋因著手工业及商业发展,使其社会经济达到空前水平。
- 北宋早期
- 明显过渡五代时期特征,胎质疏松含有气孔与铁质黑色颗粒,可分为铁黑色黑胎和淡灰色白胎,前者常施有白色化妆土;釉色多样,多呈青中泛黄或灰。器类样式多,从碗、盘、盒、枕、盏、壶、钵、盂等不一而足,然而造型相对单调,以碟类最富变化。早期作品多以素面为主,纹样多为早期划花剔花技法,有向刻花过渡之特征。
- 北宋中期
- 经历宋初窑场改革和制瓷工艺演进,器胎不再有深浅两胎之分,而只见颗粒细小均匀、质地致密之浅淡灰白胎,不再施白色化妆土,此时期或可说是耀州窑各时期最为精细之瓷胎生产。瓷釉色调稳定,多呈纯正之橄榄绿,温润富玻璃感。器物种类与早期相近,惟各大类多了许多小类,且造型样式大量增加,特征为底足多为高窄圈足,且在施釉后经二次刮胚修足。北宋中期后经济发展蓬勃、文化艺术繁荣多样化,多样的装饰手法与纹样出现,除牡丹、菊、莲等花卉主题外,也多见龙、凤、狮、鸭、鱼等瑞兽珍禽水族纹样。作品纹样者居多,以浅浮雕之刻花或划花[4]为主。
- 北宋晚期
- 器胎多呈灰白,亦有少量土灰色器,颗粒较中期大,整体而言仍是细密均匀。色调虽仍以橄榄青为主,宋末出现较暗、较翠、或较浅淡之月白青釉,色调较为多样。装饰技法以印花为主。此时期耀州窑亦生产一些黑釉、酱釉、黑釉酱斑和结晶釉瓷。器类造型较中期增加,惟胎骨较薄,造型小巧偏瘦,且器物底足、器底常见中心突起呈鸡心底,器足较中期矮。这些特点出现或许可一窥北宋晚期追求豪奢享乐之生活风尚,而国家及社会财力不足有关。
本件作品应为北宋中晚期耀州窑出品,非属考古出土器物,推测应是进献宫廷所作而传世。
外观
[编辑]全高5.1公分,口径14.3公分,足径3.9公分。
有别于北方定窑白瓷与南方汝窑天青色,耀州窑之瓷器为橄榄绿色,色泽温厚,釉质细润。
器内外口缘下划浅线一周。器内壁刻划小鱼三尾,对称严谨,鱼身姿态生动,夹以隙地以竹篾划波浪纹。器外壁斜划圆弧短线,不规则间宛似花瓣纷飞。[5]
从其侈口、浅腹碗形可推断应是宋代中后期作品,有别于早期碗型多以圆腹为主。并早期耀瓷多以素面为主,纹样较少,若有也多于外壁,中后期方有多种多样图案,且技法演变为浅浮雕之划花。此外,其瓷胎细致,釉色呈现典雅之橄榄青,温润如玉的质感恰如《德应侯碑》所记:“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综上所述,不论从釉色、器形、纹样等,均可见此青瓷划花三鱼小碗为北宋中期耀州窑代表作品。
装饰图案
[编辑]本件作品纹样以中心点为基准,向四周做放射配置,为“旋子”(推磨子)形式,藉水波纹填补三尾鱼纹间隙,而成一整体式样,在水波的变化间呈现出耀瓷对称与平衡的装饰特点。[4]
- 鱼纹
- 鱼纹在中国陶瓷装饰史有近六千年的积累,最初取其产卵多之多产多育形象,寄托中国自古以来其院氏族和子孙繁衍象征。后代又因鱼谐音“馀”,而多所祝愿“年年有馀”的丰饶盛产。此件作品之鱼纹除岔分为二的鱼尾占身长近半,亦可见其肚腹圆滚硕大,为中国古代典型鲫鱼(金鱼)之形象,其造型玲珑可爱外也明显可见其寄寓了多子的期待。
- 水波纹
- 篦具所划之四分格旋转水波纹最早可单独见于唐代擂钵,五代则有竹签划花,以二方连续水波纹作为器物边饰;进入宋代,水波纹样除作为边饰和侧体装饰,更多与植物、人物、动物结合使用。“水波三鱼”正可作为耀瓷装饰纹样之代表,除此尚常见有水波莲鸭、水波花草、水波鱼龙、水波莲化生童子等。仔细观察其水波纹样,可见碗底恰由三道多重水纹而成一环形,而刚好和鱼身与鱼身之间细密有序的水纹相呼应,使整体构图富有回还反复的流动感,仿佛三只小鱼正活灵活现的游在水波之间。
- 外壁装饰
- 曾有一说为此种“粗疏简陋”的简单花草纹饰为耀瓷早期刻花特征,多装饰于碗外,是耀州窑初期刻花初创的本来面目[6],然而在经过多年的耀窑考古挖掘分析比对后,发现大量此种只见于器物外壁,器内从未见之似是而非的刻花纹饰形碗,且此类装饰碗器无一属于北宋早期作品,是故可以推断此件作品必然是北宋中期之后所做。且此类装饰纹样也不再被认为是北宋新创的“粗疏简陋”之刻花牡丹花卉纹,而是承袭五代既存之划花工艺。[3]而这样的抽象图案在此件作品中不失为画龙点睛之用,突出了北宋中后期对于生活中器物细节的讲究,而避免了碗器外壁过于单调或是繁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