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lk:青瓷劃花三魚小碗
@Minervayuyi:請在這個頁面的計畫頁面寫條目喔,謝謝。—— 烈羽⊕ 2017年5月8日 (一) 21:40 (UTC)
青瓷劃花三魚小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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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北宋 (960-1127) |
類型 | 瓷器 |
尺寸 | 5.1 cm × 14.3 cm(2.0英寸 × 5.6英寸) |
收藏地 | ![]() |
青瓷劃花三魚小碗是北宋(960-1127)年間耀州窯出品之食器,從其成色器型可約略判斷為北宋中期之後成熟的代表作品。現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年代背景
[编辑]中國青瓷發展成熟最早可自唐越窯算起,承繼其風而至宋代則有耀州窯、汝窯、龍泉窯等窯系,[1]而各地因著特殊的土質及釉料燒製等技術差異,往往燒製出各色各樣的青瓷。其中耀窯青瓷往往兼有「越器」之稱。
北宋(960-1127)一百多年間是耀州窯燒瓷之鼎盛期,從黃堡鎮元豐七年立之的德應侯碑或可窺其燒瓷產業之蓬勃發展,另外在考古遺址中也可發現其最初做為民間主要青瓷產區[2]到後來負有「十里窯場」之盛名。而從其精緻的物質文化器物呈現,也可一窺北宋因著手工業及商業發展,使其社會經濟達到空前水平。
耀州窯依其發展階段及產品特色約略可分為以下三期,[3]
- 北宋早期
明顯過渡五代時期特徵,胎質疏鬆含有氣孔與鐵質黑色顆粒,可分為鐵黑色黑胎和淡灰色白胎,前者常施有白色化妝土;釉色多樣,多呈青中泛黃或灰。器類樣式多,從碗、盤、盒、枕、盞、壺、缽、盂等不一而足,然而造型相對單調,以碟類最富變化。早期作品多以素面為主,紋樣多為早期劃花剔花技法,有向刻花過渡之特徵。
- 北宋中期
經歷宋初窯場改革和制瓷工藝演進,器胎不再有深淺兩胎之分,而只見顆粒細小均勻、質地緻密之淺淡灰白胎,不再施白色化妝土,此時期或可說是耀州窯各時期最為精細之瓷胎生產。瓷釉色調穩定,多呈純正之橄欖青色,溫潤富玻璃感。器物種類與早期相近,惟各大類多了許多小類,且造型樣式大量增加,特徵為底足多為高窄圈足,且在施釉後經二次刮胚修足。北宋中期後經濟發展蓬勃、文化藝術繁榮多樣化,多樣的裝飾手法與紋樣出現,除牡丹、菊、蓮等花卉主題外,也多見龍、鳳、獅、鴨、魚等瑞獸珍禽水族紋樣。作品紋樣者居多,以淺浮雕之刻花/劃花為主。
- 北宋晚期
器胎多呈灰白,亦有少量土灰色器,顆粒較中期大,整體而言仍是細密均勻。色調雖仍以橄欖青為主,宋末出現較暗、較翠、或較淺淡之月白青釉,色調較為多樣。器類造型較中期增加,惟胎骨較薄,造型小巧偏瘦,且器物底足、器底常見中心突起呈雞心底,器足較中期矮。這些特點出現或許可一窺北宋晚期追求豪奢享樂之生活風尚,而國家及社會財力不足有關。
本件作品應為北宋中晚期耀州窯出品,非屬考古出土器物,推測應是進獻宮廷所作而傳世。
外觀
[编辑]全高5.1公分,口徑14.3公分,足徑3.9公分。
弧形深壁小圈足碗,口微侈,底心微凸,足、底露灰黃色胎,刷有褐色汁。有別於北方定窯白瓷與南方汝窯天青色,耀州窯之瓷器為橄欖綠色,色澤溫厚,釉質細潤。
器內外口緣下劃淺線一周。器內壁刻劃小魚三尾,對稱嚴謹,魚身姿態生動,夾以隙地以竹篾劃波浪紋。器外壁斜劃圓弧短線,不規則間宛似花瓣紛飛。[4]
從其侈口、淺腹碗形可推斷應是宋代中後期作品,有別於早期碗型多以圓腹為主。並早期耀瓷多以素面為主,紋樣較少,若有也多於外壁,中後期方有多種多樣圖案,且技法演變為淺浮雕之劃花。此外,其瓷胎細緻,釉色呈現典雅之橄欖青,溫潤如玉的質感恰如《德應侯碑》所記:「巧如範金、精比琢玉」、「擊其聲,鏗鏗如也,視其色,溫溫如也」。綜上所述,不論從釉色、器形、紋樣等,均可見此劃花三魚小碗為北宋中期耀州窯代表作品。
裝飾圖案
[编辑]- 魚紋
魚紋在中國陶瓷裝飾史有近六千年的積累,最初取其產卵多之多產多育形象,寄託中國自古以來其院氏族和子孫繁衍象徵。後代又因魚諧音「餘」,而多所祝願「年年有餘」的豐饒盛產。此件作品之魚紋除岔分為二的魚尾佔身長近半,亦可見其肚腹圓滾碩大,為中國古代典型鯽魚(金魚)之形象,其造型玲瓏可愛外也明顯可見其寄寓了多子的期待。
- 水波紋
篦具所劃之四分格旋轉水波紋最早可單獨見於唐代擂缽,五代則有竹籤劃花,以二方連續水波紋作為器物邊飾;進入宋代,水波紋樣除作為邊飾和側體裝飾,更多與植物、人物、動物結合使用。「水波三魚」正可作為耀瓷裝飾紋樣之代表。仔細觀察其水波紋樣,可見碗底恰由三道多重水紋而成一環形,而剛好和魚身與魚身之間細密有序的水紋相呼應,使整體構圖富有迴還反覆的流動感,彷彿三隻小魚正活靈活現的游在水波之間。
- 外壁裝飾
曾有一說為此種「粗疏簡陋」的簡單花草紋飾為耀瓷早期刻花特徵,多裝飾於碗外,是耀州窯初期刻花初創的本來面目[5],然而在經過多年的耀窯考古挖掘分析比對後,發現大量此種只見於器物外壁,器內從未見之似是而非的刻花紋飾形碗,且此類裝飾碗器無一屬於北宋早期作品,是故可以推斷此件作品必然是北宋中期之後所做。且此類裝飾紋樣也不再被認為是北宋新創的「粗疏簡陋」之刻花牡丹花卉紋,而是承襲五代既存之剔劃花工藝。[6]而這樣的抽象圖案在此件作品中不失為畫龍點睛之用,突出了北宋中後期對於生活中器物細節的講究,而避免了碗器外壁過於單調或是繁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