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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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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创办的“艺浣堂”演变成“艺浣学校”,再于1962年成为“泰亨公立学校”,但未能再过渡到现代化小学

香港乡村学校,简称村校,泛指位于新界离岛等偏远乡村提供教育服务予邻近乡村子弟的学校教育局没有将学校特别注册为“乡村学校”。大多数村校在1950年代初建成,当时新界乡郊地方交通不便,小学教育亦未普及,不少村童失学,村校使到适龄学童获得基础教育的机会[1]。大部分村校由民间开办,村民筹募经费及捐地用以建校,供给村内适龄儿童就读;而小部分则由商会、同乡会、宗教团体及个人形式办学。

村校的设施水平远低于近年落成的学校校舍,很多只有数个课室,早年有部分采取复式教学,安排两个或以上级别的学生在同一个课室上课[1]。校建筑多为设有空地的平房,校舍与大自然接近,师生人数较少,相对市区学校关系也密切得多。

直至1997年全港共有103间乡村学校,到了2010年有83间已经停办,当中有40间因按照“统整使用率低的小学 ”政策(统整政策)而停办[1]。直到2014/15学年,仍然有20间村校继续营运。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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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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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校源于依附于宗族祠堂或私人营办的学塾、家塾、书室或书院,新界原居宗族和其后迁入的客家族群均非常重视教育,纷纷设馆启蒙,让其子弟就馆研经,用以考取功名,扮演着巩固宗族势力和团结宗族的重要角色。

新界早期的教育由宗族所办的私塾提供“卜卜斋”教育,学童于启蒙阶段主要诵读三本“红皮书”,分别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目的是认字;其后才学习儒家典籍的《四书》、《五经》等。一般在村中祠堂庙宇书室等地方上课,几乎是传统大族的专利,被视为其子弟考取功名的踏脚石,一般佃农和相对较迟落籍的客家村落子弟难有机会入读。

1898年港英政府接管新界后,对原有的农村社会模式、生活习俗,包括教育政策均不作干预。直至1905年,当清朝废除科举后,各地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及推行新式教育,加入地理、常识和尺牍等新科目。民国成立,新界学塾亦开始仿照民国学制,惟基本上仍维持传统的私塾教育模式。1913年政府首次立例规管香港所有公立及私立学校,要求所有学校均须向香港政府注册。同年借调庇理罗士女子中学高级中文教师宋学鹏在新界区进行了半年的调查工作,据统计当时新界共有学塾260间,学生人数3,223人,而1911年人口普查指出新界及离岛居民共80,622人,5至15岁之间的人口共17,623人,故此入学率仅为总人口的百分之四,远低于当年的国际水平。香港政府先向部分乡村私塾提供津贴,从当时的260间学塾中精选50间,按就学人数及教学水平按月补助,每年资助金额60元,并对接受资助的学塾进行监管,派出考试官或查学员巡查相关的学塾。同时亦开始建立官立学校,政府先在元朗长洲大埔各建立了一所当时称为“国家学校”的官立小学,每所各设有一名教师。到了1924年接受政府资助的新界学校合共约100所,入读学生3,206人,当中有279人是女生。

此时开始有村校发展成新式的近代学校,加入现代课程,并有设有独立校舍,不少传统的私塾、书室亦改称学校,促使部分新界村民放弃传统的私塾教育,而将子弟送到新式学校就读。现时新界很多历史悠久的小学,其实是经历过学塾、乡村小学和现代化小学的三个阶段。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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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氏宗祠”和“思德书室”分别成为粉岭公立学校的高、低年级校舍。

香港政府分别在1922年及1928年颁布《中文课程标准》及《中小学中文课程标准》,规定所有小学课程应包括国文、算学、历史、地理、公民、常识、卫生、英文、体操、音乐、艺术、家政和女红等,随着政府向传统地区书院提供津贴及成立“埔师”提供新式教师,部分私塾逐渐加入新课程。新界村校的成立,倚赖地方资源及地方人士与政府的合作。地方人士亦开始于人口较多的墟市内建立新式学校。而推动私塾转营,建立独立校舍,是发自民间推动,自行承担募捐和筹办。

初期村校上课地点五花八门,元朗屏山山厦村的“华封学校”借用村中的“张氏宗祠”分隔为两个课室上课;“乡师”在粉岭围成立的附属小学,高小五、六年级以“彭氏宗祠”为校舍,而小一至小四则在同村的“思德书室”上课;十八乡的“永安学校”于1938年注册时以“大树下天后庙”为校址。

除了由宗族或乡事组织主办的村校外,华侨、同乡会、宗教团体亦纷纷在新界或离岛办学。“长洲公立学校”的前身是于1921年创办的“长洲公立义学”;而元朗的“钟声学校”则由著名塾师黄子律个人建立。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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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的乡村学校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间创办。1940年代至1950年代香港面对中国抗日战争后爆发国共内战,大量内地人逃难到港的“难民潮”,香港人口由40万激增至100万,人口激增而导致学额严重不足,小学的普及化成为政府当时发展教育的首要任务,港英政府相继于1950年推出《十年建校计划》以及1954年的《小学扩展七年计划》。政府虽然着力建立新的官立学校,但仍未能应付所需,在政府鼓励下,办学团体可获一比一配对津贴,一些民间社团和教会在九龙徙置区开办了天台小学,而大量乡村小学则在新界各处涌现,有指那时每17天,便有一所学校落成。

虽然政府津贴最多五成的建校费用,但余下的仍需依靠民间、村民自行投入。当时每一条乡村都希望建立或者扩建本村的学校,但普遍经济能力不高,建校费用往往超出村民的负担能力,纵使是势力庞大的宗族,亦要发动整个宗族,或联合几个祖堂的力量方能应付。办学组织以不同的途径筹募经费以集资办学。除了本村村民捐资和移居海外乡亲捐助外,亦有拍卖公产用以筹款,侨所公立学校为建校而召开村民大会,透过出售“公田”得款8万作为建校基金;而丹竹坑公立学校更将百年樟树砍伐出售,所得占集资总数的五分之二。此外亦有全村分摊集资,1958年的公立华封学校,资金由山厦村、榄口村和政府三方面分担,村民更在农作物收成和出售禽畜时抽取百分之五作建校经费。同时亦不乏献地建校,包括由办学团体以拥有地建校,或土地业主愿意永久租出作办学用途,更有乡绅捐出土地作为校园。

除出钱出地外,村民更出力亲手建校,动员全村上下平整土地、搬运建材,南边围崇德学校创校时,每户一定要付出劳动力,负责担“十斗淡沙”;大屿山的杯澳公立学校,建校时的砖块由九龙购置,但当时贝澳没有码头,运砖船在涨潮时将砖块丢到海中,村民再于清晨四、五时潮退时才捡拾砖块搬到学校地盘。对于村民,村校校舍的一砖一瓦和校园环境均来自其祖父辈当年胼手胝足的耕耘成果,而全村以及周边的两、三代子弟均是在同一所由大家建立的村校就读,村校对于社区的重要性以及意义不言而寓。

一般乡村学校按规定全校不能多于12班,于1950年代村校的高峰期,由于施行半日制准许开设上、下午校,有部分离岛村校学额不足,更有超收的情况,以每班45人计,当时很多村校收取多达600-800名学生。

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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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回分区地政处的校舍只被锁上及竖立告示,没有定期清理和维修,终因管理不善而荒废。

自从70年代开始,香港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加上政府推行六年免费教育,小学教育普及至全港各地。然而新界农业衰落,导致不少村民移民海外,而新界交通网络日益发展,学童可以出外就学,令村校生源流失;随着新界新市镇迅速发展,乡村逐渐都市化,部分规模较小的乡村学校被合并为较大型的中心小学,乡村学校逐渐淡出提供教育的角色。新市镇和新建屋邨的落成,同时设置现代的大型主流学校,更使到村校难以竞争;加上村校本身的地理环境及设施限制,难以吸引村外的学童入读。众多的原因导致村校生源萎缩,时代的变迁,令到曾经蓬勃一时的村校日渐式微而缩班甚至结束。

1990年代香港的生育率继续下降,适龄学童人数逐年减少,由从前的“学位荒”变成“学生荒”,到了廿一世纪特区政府的政策是学校应该愈大愈好,在这种思维下产生“千禧校舍”,小学由24班变成36班,每所上千人的规模。而设施和规模不足的村校难以与新型的校舍竞争,再加上乡村逐渐都市化,以及政府以节省资源为本的教育政策;2002年当时的教统局更加推出新措施,若学校于每年小一收生不足23人便要杀校,使到村校一所一所地结束,剩下一幢又一幢荒废的校舍,和为数众多没有母校的校友。

自2003/04学年实施“统整使用率低的小学”政策至2014年,共有88所公营小学因未能符合小一收生的最低人数而停办,当中有40所是“乡村学校”。

停办后的村校空置校舍的管理工作及责任会按照所在地点的土地业权处理,座落在私人土地或仍然受土地牌照或短期租约规管,其管理及维修保养将由相关的业权人或牌照持有人或短期租约承租人负责;而由政府部门接管用作其他用途的空置校舍,则由相关部门负责管理及维修保养;至于由分区地政处接管的空置校舍,会按照一贯土地行政的安排管理有关土地。如发现空地建筑物的结构安全出现问题,相关的分区地政处会作出跟进行动[1]。已停办的乡村学校校舍,其中大部分空置,小数转作其他用途,部分用作乡村办事处或康乐用途等[2]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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蚝涌西贡中心小学(上)于2007年停办;西贡中心李少钦纪念学校(下)依靠非华语学生延续办学。

1981年开始推行乡村学校政策,将同区数间小型乡村学校合并成规模完善的中心小学,总共开设4间分别位于西贡(两间)、坑口和沙头角的中心小学。蚝涌积善、北港民生、南围南昌,界咸廉全、大南湖汉英、白沙湾滘西、窝美乐育和打蚝墩、蕉坑、麻南笏与𪨶间笃四和的8间学校,于1984年合并为位于蚝涌的西贡中心小学;1988年创立的沙头角中心小学则兼并了万屋边万和学校、麻雀岭大华公立学校、沙头角渔民子弟学校(渔类统营处沙头角上午小学)、鹿颈公立学校、西流江渔民子弟学校和鸭洲渔民子弟学校等村校;1989年,位于坑口的成杏芳纪念学校落成,合并了布袋澳南燊、坑口公立、大埔仔广培、坑口圣云仙和井栏树龙腾等5间乡村学校;西贡墟万宜湾乡立学校和西贡公立学校、对面海渔统处西贡小学、沙角尾村育贤学校和菠萝𪨶新联学校于1995年合并为西贡中心李少钦纪念学校。但两间位于蚝涌坑口的中心小学先后被杀校

由于新界人口变化,北区出现学额不足,政府视村校为学额增减的“缓冲”,于是为仅余的村校兴建新校舍,由平房改为两层,以应付增加的学额需求。2012年《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进度报告书》决定拨款为6间乡村学校兴建新校舍及增加学额[3],包括八乡中心小学、打鼓岭岭英公立学校、上水东莞学校、金钱村何东学校、沙头角福德学社小学和新田惇裕学校。

而每当有乡村学校停办后,教育署会先考虑空置校舍可否可用作教育用途,如改作特殊学校或教学中心,如不适合作任何教育用途后,便会将校舍交由该区的地政处处置。目前,有部分旧村校校舍已改作乡村委员会办事处、村民社交康乐中心或童军活动中心。惟大量村校校舍被迫荒废,只有小部分在选举期间变身投票站,由于制度僵化,大部分没有任何活化再利用的计划。

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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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东学校提供教职员在罗湖福田带跨境学童过关
自2012年已有团体呼吁利用田料学校复办学校,再经两年多荒废后,校园已呈现破落
2006年杀校前校舍才翻新不久的爱华学校设施完备,有足球场、篮球场及有盖操场,电脑室更可容纳一人一机

留存的乡村学校分散于元朗、北区及离岛等地区,各有生存之道才能够坚持继续营运,例如收取少数族裔学生、跨境学童,或发展特色的环保教学等。

跨境学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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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区村校原本是杀校重灾区,40所被杀村校中有10所来自北区。由于香港人北上工作、居住日渐普遍,同时亦有港人回内地结婚或找伴侣,其子女亦随同父母居住内地,甚至是在内地出生,2007年在内地的香港出生子女有27,574人,到了2010年已经有40,648人,2011年多达43,982人。但家长仍然希望下一代接受港式教育,故此邻近边境的学校便成为最方便的选择。早在2000年代,和深圳只有一之隔的北区学校已向居住内地港人的子女招手,希望力挽狂澜避免杀校。踏入2010年代,跨境学童数目年年大幅上升,教育局虽然实施加班、加派均未能解决北区学额严重不足问题。位处打鼓岭禁区内的岭英公立学校于2009年仍为收取23名小一新生而面临被杀边沿,但到了2014年已获得约175名小一学生报名,另有将近200人前来叩门要求入读,校方于作出筛选后,决定收5班小一,合共125名学生,并须要增聘老师应付教学需求[4];而粉岭公立学校当年面对收生不足问题时,一面参与在深圳举办的教育展,又派员在罗湖口岸传单,更曾透过中介公司出席推介会,其后改变策略直接到深圳幼稚园进行推广,近年终于摆脱杀校阴霾, 叩门要求入读更是络绎不绝。以跨境收生来救亡,已非限于北区,屯门有学校抢夺居于深圳南山宝安区的跨境学童;而东铁沿线大埔站太和站亦出现来往中港两地的学童,但大埔区内的村校已全部结束。

随着双非学童涌港,政府公布的人口政策报告只在6间村校加建校舍,各增一班小一,2013年起增多162个学额。获扩建的村校当中4间包括打鼓岭岭英公立学校、上水东莞学校、金钱村何东学校和山咀公立学校位于北区;余下的两间是元朗八乡中心小学和新田惇裕学校。每所学校增建6个课室,可提供额外162个学额,6个年级新增学额共972个[5]

重开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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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表示小一学位的需求受到“双非”儿童数目及2012年龙年效应影响,预计于2018/19学年达到高峰后会逐渐回落到一个稳定的水平。教育局与小学达成共识,应避免兴建新校应付过渡期的学位需求,以避免回落后对小学发展的影响,并会积极探讨使用空置校舍和扩建临时课室,用以增加学位供应[4]。有政党曾实地到北区已关闭的11间村校进行视察,发现包括古洞公立爱华学校、军地公立学校及坪洋公立学校等3间村校重开的可行性较高,该3间村校校舍结构维持完整,邻近住宅又有交通接驳配套,港府只要将它们重修,可为北区提供至少500个学位,以纾缓北区学额不足的问题[6]。但政府对利用空置校舍复办学校的问题,以空置校舍多属前乡村学校,不少已经关闭多年及位置偏远,缺乏足够设施,加上地权问题等,未必适合再作学校用途为由而推诿了事[7],其实当中如石湖墟田料米业商会公立学校的旧校舍与上水站仅5分钟路程,而且关校不久,校舍和设施仍完好,可提供12个课室;另一所东庆学校位于上水大头岭村的空置校舍,离港铁站亦只有10分钟路程[8]

及后小学学额需求随出生率回落,重开村校的建议束之高阁;上述的石湖墟田料米业商会公立学校的旧校舍地皮更转交予食物及卫生局(今医务卫生局)并已于2020年代拆卸重建成北区社区健康中心大楼。

少数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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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村校转向服务新迁入社区的外籍社群,透过招收非华语学生及发展特色教育来增加学生。八乡历史悠久的“同益公立学校”在1960年代高峰期,学生人数有600之多,到了1994年仅余48名学生,并于2003年与“石湖学校”合并而成“八乡中心小学”。由于历史原因,八乡、锦田一直有尼泊尔人聚居,自2002年开始,同益公立学校已着手接收尼泊尔学生,逐渐在尼泊尔社群中建立口碑,校内学生也逐步转为以非华语生为主,2011年学生人数升至200,八成是非华裔学生,分别来自尼泊尔、菲律宾印尼美国日本刚果等,尼泊尔人是最大的族群。

教育局会为所有取录10名或以上非华语学生的学校提供额外拨款,用以协助学校发展非华语学生的校本支援安排,增加非华语家长的学校选择[9]。2012/13学年,八乡中心小学的非华语学生占校内总学生人数百分比达到89.8%,宝觉小学为94.6%,杯澳公立学校为67.9%,南丫北段公立小学为53.2%,梅窝学校为34.4%和西贡中心李少钦纪念学校的39.1%[10]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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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场上的“跳飞机”

乡村学校大多建于所处村落附近新市镇发展以前, 通常只设有供教学所需的基本设施,包括3至6间课室 、1至2间特别室 、1间教员室和1个球场兼操场[11]

早年市区的标准官、津学校校舍是4层24个班房,地面一层用作有盖操场兼礼堂,以钢筋三合土建成,而村校校舍建筑一般均具乡村特色,多为单层多幢瓦顶平房式的设计,主楼屋顶前方女儿墙有村校名称,围栏主入口设有门楼,内有露天操场(多数设有篮球架)、花圃、游乐场等,校园内亦多有悬挂处世做人的格言。由于村校教师曾学习农科,而学生又大多务农,故此村校的花圃大多能在学校园艺比赛中获胜。而早年大多村校均设有独立的旱厕,教导学童正确使用卫生设备。

标准课室设备与一般市区小学无异,设有黑板、壁报板等,初期多用吊扇,后期的村校课室亦设置空调

村校的班级规模有严格规定,大多全校不能多于12班,而一般只开设6班;每幢平房式校舍一般分隔两至三个班房,所以一般较小规模的村校只有一幢附设校务处和教员室的主楼加一幢课室。

在香港,公营学校的校舍标准随不同时期的发展按课堂学习、课外活动及训辅工作等而有所改变。公营小学由1980年代的标准24个课室(另设3个特别室)的校舍,经过多次演变至一般分为设有18、24、30或36个课室的规模,而根据课室的数目,校舍设有10至14个教学用途的特别室,参考占地面积由约4,000至7,000平方米不等。校舍亦须达到为每名学生提供2平方米休憩用地的规划目标。教育局依据《教育统筹委员会第五号报告书》的建议, 自1994年开始为包括乡村学校在内的所有公营学校推行改善计划,增加和改善设施用以配合教学需要 。透过学校改善工程计划,教育局为743所以旧有标准规划建造的公营学校增辟空间和增建设施。工程计划共分五期进行,最后一期于2006年完成。第一至三期的计划,重点项目包括为学校提升教学及行政设施。第四和最后一期的计划,则在可行的情况下提升学校的设施至现行标准。但政府受财赤影响,于2002年至少有25间学校校舍改善工程计划受阻,被迫停收小一生,当中大部分均属村校[12]

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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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时任港督杨慕琦借出港督粉岭别墅成为“乡师”临时校舍

早年新界私塾的教师,亦称为塾师或蒙师,通常只是副业,其正职是江湖郎中或是风水师等。亦有部分传统私塾的塾师是落弟的童子和秀才。除了塾师的日常工作外,亦会替乡民撰写对联、嫁娶或吊祭帖等文书工作。

随着废除科举后,越来越多塾师从广东地区应聘而至,但水平参差,加上待遇欠理想,流动性非常之大,造成老师来源缺乏。 

埔师(1926-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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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府亦希望帮助改善学塾的师资,从而引入新课程,因此在1926年在大埔成立“官立大埔汉文师范学校”(Tai Po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简称“埔师”),但“埔师”一直没有固定的校舍,只是租用民房上课,校舍先后设于大埔墟仁兴街、北盛街和锦山汉家路。两年的修学课程包括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体育、劳作、农科、生理卫生、教育学、教学法及学校管理等,学员除部分来自新界各地外,亦有来自深圳地区,入读的学生无须缴交学费,但在毕业后必须留在新界任教,为新界村校提供教学人才。为配合乡村的实际情况,“埔师”的课程包括农科,让学员毕业后到乡村学校任教时具有基本的农业知识。在农科课中,学生会到实习农场上课,课余并要轮流在农场为农作物施肥除草;同时“埔师”并不教授英语。从1926年至1941年,入校16期,14届的毕业学员共55人,分别投入新界各处的乡村学校中任教。

乡师(1946-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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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香港重光后,政府没有在大埔复办于1941年停办的“埔师”,而于翌年在粉岭创办“官立乡村师范专科学校”(Rural Training College,简称“乡师”)[13],但同样没有固定的校舍,先后借用或租用港督粉岭别墅(由时任港督杨慕琦借出) 、粉岭儿童保育院(由胡文虎借出)及屏山张园作为临时校舍。“乡师”最终于1954年停办,全体学生被安排到1951年成立的“葛量洪师范学校”上课,标志着香港政府师范教育政策的改变,市区的师范学校同时为市区与新界的学校陪训老师,即市区学校与新界村校的老师接受同一模式的师范训练课程,而这两个区域的学生亦将接受同一模式的教育。但由“乡师”调校的同学课程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星期政府的农林署会派车送同学返回张园,学习种花生、养猪、养鸡、猪只交配等。“乡师”历届毕业人数共181人,为新界社会作育英才。

乡师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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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师”是香港唯一没有冠上港督名字的师范学校。在1951年成立“乡师同学会”,于“乡师”结束后,他们仍以同学会名义办学,每人每月捐出10元,再加上地方人士的捐助,经过三年的筹集,连同戏剧义演筹募共约1万元,在1957年开办了“乡师同学会学校(小学)”。乡师小学停办后,1989-1990期间谭万钧博士接手校舍,将“乡师同学会学校”改为只办中四、五年级的中学,至2001年停办。于2002年再改为“乡师持续教育书院”,开办“展翅计划”等持续进修课程。2007年,改为“乡师自然学校”,属私立小学,主办以“自然.人本.自主”为理念的另类教育。1996年,适逢“乡师”创校金禧纪念,在粤北推行“乡村教师奖励计划”,并募款在贵州福建广西云南安徽广东等地建成13所“金禧希望小学”。

村校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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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表主要根据立法局1993年10月20日会议过程正式记录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各项问题的书面答复”第六项“乡村学校”附件“乡村学校一览表”于1992/93学年仍然营运的134间村校名单(#ID A001-A134,缺A044)组成。粗体学校名称的村校或直属后继学校(不包括合并)于2014/15学年仍然营运。沙田公立学校由于已转为特殊学校而不视为营运中的村校。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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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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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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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政府發表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二零一二年進度報告書. info.gov.hk. 2012-05-30 [2015-01-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2-22) (中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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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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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provision of small rural schools in Hong Kong; Wong, W. Y. A.; 1992.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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