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
中国史学之发展，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古代史学史，包括先秦、秦汉、唐朝、清朝乾嘉时期，中唐以后设置史馆，纂修实录，并形成修史制度。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史学引入西学史学方法。
历代史学发展
[编辑]三皇五帝
[编辑]- 据传说，黄帝时期，中国就设有史官。汉字的发明者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1]，他为了记录史事而创造了不少汉字[2]。刘知几于《史通‧史官建制》曰：“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
商
[编辑]- 商代的史官，负责主持祭祀。
东周
[编辑]周代时已经具有人文主义精神，周公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人虽然还保留殷人的许多自然神并加以祭祀，但这个神是属于“人格神”，上天对人间政权具有充分得自主决定权。换言之，天命是受系于人事，政权移转，历史的推动不是天意或人事一方面就可以单独专决的。
- 《春秋》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原是鲁国的国史。
春秋战国
[编辑]春秋之际，时代剧变，先秦诸子各提出不同思想与历史观，阴阳家序四时之顺，儒家重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墨家彊本节用，名家器名实，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各家争鸣，皆期能于乱世之中发迹，进而成为显学，以道救世。
《尚书》，为先秦时代政事文献的汇编[3]，内容以上古及夏、商、周的君王重臣进行宣示布告的讲话记录为主[4][5]。《尚书》为中国文学散文创作之祖，文风质朴。
汉朝
[编辑]
至两汉时，在经学的弥漫下，中国的已经完成“前三史”。
魏晋南北朝
[编辑]魏晋时期，因儒家失去原有的权威，个人意识觉醒，士人在分崩离析中发现自我，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故此期的史学特色是将志异、杂传入史。据《隋书·经籍志》载，有关汉末至晋朝时期的著作很多，杂史类有《汉灵、献二帝纪》、《山阳公载记》、《汉末英雄记》、《魏武本纪》、《魏尚书》、《魏晋世语》、《魏末传》、《吕布本事》、《晋诸公赞》、《晋后略记》、《典略》等，逯耀东统计汉晋时期的杂传多达493种[6]。
东汉末年以后，史学有简化的趋势，傅玄“讥后汉之尤烦”，裴松之批评《三国志》“失在于略”。《后汉书》卷62《荀悦传》：“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蒙文通亦表示说：“言史贵约，实晋人之创论。”[7]
唐朝
[编辑]唐太宗时，设立史馆修前史、著当朝实录，立起居郎专掌记注，史家从私人修史变成国营企业化，以后的国史皆是如此
宋朝
[编辑]宋朝史学发达，史家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朝有多个官方修史机构，如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会要所等。宋代《神宗实录》重修五次之多，形成了墨本、朱本、新本三种版本[8]。邹志峰在《宋代考据史学三题》中说：“宋代无论官修史书还是私家修史，都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史学传统，即在史著正文下以注文的形式附录签帖考异，以明示去取之意，这是宋代史学家治史严谨的最好例证。这种传统早在官修《宋太祖实录》开始以朱墨杂书时已见萌芽。”
宋朝最著名的史学著作当属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叙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至南宋时，郑樵著有《通志》，与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此外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有薛居正编修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还有范成大《吴郡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等。
元朝
[编辑]明朝
[编辑]明朝私人修史的风气盛行。
清朝
[编辑]- 乾隆时修成正史《明史》。
- 清朝历代皇帝除宣统帝外都有实录，现在一般将清朝十一位皇帝的实录和《宣统政纪》合并成《清实录》出版。
- 章学诚为清代最具代表性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史学最后一位的史学家。六经皆史乃章学诚著名的论点，并著有《文史通义》。
民国
[编辑]钱穆著有《国史大纲》上下两册，序中自称“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再者“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国史大纲》很大的一个“特色”是不列注解，不引任何书目。
共和国
[编辑]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1962年）一书说：“史官记注、官署档案、州郡计书、文士别录、金石之志、地下之藏无一不为史料。如何葺录、保存、考订、编次，以至传世行远，吾国先哲，实优为之。”
中国史学特别之处
[编辑]- 论赞：中国的史书，自《左传》以降，无论正史，甚至记事本末，在文章之后还有一个历史家抒发自己意见的天地，称为“论赞”（或称史赞），是中国传统史学特别为撰史者留下的空间。论赞的头衔虽是五花八门，不过意思都是一样的，即是在严肃而客观地叙述历史事实之后，可以主观地在论赞中发表对历史事件的议论和历史人物的评价。
- 体例：中国史书除了正史，尚有别史、史评、记事本末体等体例，每种体例，各有其千秋。
- 内容：内容方面，太史公已降，正史除却〈本纪〉、〈世家〉、〈列传〉等记人体例之外，尚有〈书〉、〈表〉等系统，〈书〉分类记述各种典章制度，除包含政经、法令、职官、军事外，亦记述天文、地理、历法、图书，〈表〉则提供查阅史事的方便。
- 叙事：中国的历史总有不失真且脍炙人口的叙事，例如太史公将鸿门宴的场景与人物个性描述的栩栩如生，读者若有亲临其境之感。
- 职务：司马迁《史记‧报任少卿书》：“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 可见中国史官与西方史家不同之处在于早期的史官除著史以外，还得兼任天文历法，后来则回归记录，如班固《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注释
[编辑]- ^ 《世本·作篇》：“沮诵、苍颉作书。”宋衷注：“沮诵、苍颉，黄帝史官。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苍颉居其职矣。”
- ^ 《书断》曰：“古文者，黄帝史仓颉所造也。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像，采乎众美，合而为字。”
- ^ 《荀子·劝学篇》：“故‘书’者，政事之纪也”
- ^ 朱自清. 經典常談.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数，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作，应该分别的看。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
- ^ 《汉书·艺文志》：“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
《史通·六家篇》:“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 - ^ 逯耀东《〈隋书·经籍志·史部〉及其杂传类的分析》，载氏着《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 ^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七“史体之发达”
- ^ 范冲绍兴五年二月上《论修神宗实录及别撰考异疏》：“神宗皇帝实录，既经删改，议论不一，复虑他日无所质证，辄欲为《考异》一书，明示去取之意……臣记绍圣重修实录本，朱字系新修，黄字系删去，墨字系旧文，今所传本，其删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题字，盖当时签帖，今考异依重修本书写，每条即著臣所见于后，庶几可考。”
参考资料
[编辑]-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全三册)，(台北，三民书局，1993、1998、2004)。
- 沈刚伯，《沈刚伯先生文集》，(台北：中央日报，1982)。
- 汪荣祖，《史学九章》，(台北：麦田出版，2002)。
- 逯耀东，《魏晋史学及其他》，(台北：东大出版，1998)。
- 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台北：学生书局，1990)。
外部链接
[编辑]- 古伟瀛：〈撰史凭谁定良窳？──试论“良史”的变与不变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黄俊杰、古伟瀛：〈中国传统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以“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为中心（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汪荣祖：〈西方史家对所谓“儒家史学”的认识与误解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黄兆强：〈返本开新－中国史学上的褒贬传统（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周一良：〈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王晴佳、Georg G. Iggers：〈中西史学思想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家思想为中心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王晴佳：〈中国史学的元叙述：以“文化中国”说考察正统论之意涵（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王晴佳：〈中国近代“新史学”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学”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王晴佳：〈从整理国故到再造文明：五四时期史学革新的现代意义（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史学＂的碰撞（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汪荣祖：〈后现代思潮下中国现代史学的走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