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甌第
梁甌第(1914年9月3日—1968年1月10日),福建建甌人,畢業院校為廈門大學,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教育研究所。是民族學家[1]、教育學家[1]、社會學家[2],為少數民族教育事業、邊疆教育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代表作品為 《我怎樣通過大小涼山》、《民族政策與邊疆教育》、《十年來的我國邊疆教育》等。文革期間,受「反革命聚餐會」一案牽連,含冤去世。
生平
[編輯]早年經歷
[編輯]梁甌第的父親是清末舉人,辛亥革命後在福建建甌家鄉教書。梁甌第在家中排行第二,同父同母姐姐(梁甌霓),同父異母弟弟妹妹5人(梁振維、梁翊常、梁光瑋、梁希愷、梁衍興)。
1927年,畢業於福建省建甌第一中學,初中第二屆畢業生。[3]1930年代,畢業於廈門大學教育學專業,曾擔任廈門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發表《教育之經濟的基礎》等論文[4]。之後在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教育研究所就讀研究生,1936年研究生畢業。
梁甌第在就讀研究生期間,對邊疆教育情況進行實地考察研究。如:1934年4月,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教育研究所學生以「兩廣相鄰,在學務上應多方取材並聯絡」,組成20餘人參加的廣西教育考察團。其中,以梁甌第等人的軍事教育組成績突出,撰有《廣西軍事教育之考察》長篇報告。結論既有肯定,也有批評:認為廣西軍事教育意義重要,有「很好的收穫」;但從教育原理論,學校教育過度軍事化,會影響學生自發自動,有負面作用。[5]同期,梁甌第還對教育哲學進行深入研究,發表《非常時期中國教育哲學的趨向》、《許崇清的〈姜琦著[教育哲學]證謬〉評價》等論文。[6]
深入邊疆
[編輯]1939年,中英庚款董事會組織了川康科學考察團,方壯猷、梁甌第、江應梁等應邀參與科考活動[7]。梁甌第前往考察四川、西康社會及教育。當年10月至西昌,"冒險涉足川康滇邊境大小涼山區域,經昭覺而至雷波,歷時月余",與彝族同胞同居同處。出山後,他撰寫了《川康邊民之社會及其教育》約 20 萬字交中英庚款委員會出版,並寫了若干論文和《我怎樣通過大小涼山》一書[8]。同期,梁甌第擔任教育部邊疆教育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成員。[7][9]
1940年代,梁甌第任貴州省教育廳科長,後到大夏大學(黔校)任職社會學教授[10],之後擔任大夏大學教務長[2]。同期,梁甌第對自身邊疆教育的實踐經驗進行總結,逐步形成如何做好邊疆教育的思想體系,發表《一個邊疆地區教育的考察》、《青年到邊疆去應具的條件與訓練》、《民國以來的西康邊民教育》、《邊疆教育導論》等論文,對邊疆教育方式方法進行深入思考,如:1942年第7-9期《貴州教育導論》上發表了著名民族學家、教育家梁甌第的文章《邊疆教育導論》,他認為邊疆教育的教材要自編,「邊地學校之需要特種教材,至為殷切,應須編訂鄉土教材、補充檢查兩種,以便施教」。[1]
1945至1946年間,梁甌第在調查黔東南苗族聚居區時發現,苗族民眾受教育的機會非常少,並存在着「征生制」的問題。經過分析後,梁甌第認為,解決這兩方面問題可以採取移校就寨、巡迴施教、「將知識送上門」等辦法。這些辦法在抗戰後期被國民政府採納,成為了國民政府制訂克服邊疆學校較少招收民族學生問題有關政策的重要基礎。[8]
創新實踐
[編輯]1945年7月,梁甌第擔任國立貴州師範學校第二任校長,開展一系列邊疆教育實踐。通過創辦邊疆師範科,規定招收「黔東南及湘桂臨縣土著學生」,一舉改變了國立貴州不以招收民族學生為主的舊傳統。通過對黔東南一帶苗鄉侗寨作調查,宣傳村寨辦學主張,梁甌第於1945年9月順利建立「國立貴州師範學校村寨教育實驗區」,選擇車江鄉車寨小學為侗族地區教學實驗基地,聘請侗族教師進行「雙語」(侗、漢語)教學實驗,將車江鄉月寨小學苗族聚居的高文村小學改設為「國師」附小分校。這就適應了黔東南民族地區教育發展的需求,訓練了師範生的實踐能力,增強了他們的社會適應性,並且對發展少數民族地區小學教育事業作了有益嘗試,從而對發展少數民族地區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成為邊疆民族地區「有教無類」的辦學典範。在校期間,梁甌第還創辦《新貴師》雜誌,提供師生耕耘的文化園地,為學校營造了濃厚的文化氛圍;同時,建立「聯合級社」,讓學生分別負責學校的生產、風紀、總務等,提升了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此外,梁甌第通過提出「三完、三聲、三自」的辦學口號,成功打造了國立貴師良好的校風和學風。[7][11]
1946年7月,梁甌第奉調南京教育部,被委任為國立天山師範學校校長,經過騎駱駝,踏戈壁,披羊皮,住帳篷的艱苦跋涉,到達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籌建國立天山師範。[12]
漸進變革
[編輯]在不斷深入邊疆地區,投身田野調查,發展邊疆教育事業的過程中,梁甌第愈發意識到「邊民自治」的重要性。
1947年4月至1948年3月,梁甌第調回南京,擔任邊疆教育司第三科科長[7]。
1947年4月15日,國民黨政府修改教育部組織法,將蒙藏教育司更名為「邊疆教育司」。依據組織法規定將原有的兩個科室擴充為三個科室,任命原國立貴州師範學校校長、人類學家梁甌第為第三科科長,並調整了個科室職能,此為邊教行政之一大改革[13]。
1947年4月19日,《邊論公社》編輯社舉辦了一場邊疆問題座談會,邀請了當時學界公認的邊疆研究專家,如凌純聲、芮逸夫、徐益堂、衛惠林、梁甌第、馬長壽等民族學界一時翹楚,研討邊疆自治域與文化所應采之方式。這些真正進入、真正研究,故也真正懂得邊疆的專家們,在關於邊疆之力問題上達成了驚人的一致,即在憲法的框架下,推行或以地域為單位,或以民族為單位的「自治」,賦予邊疆民族自治權利。梁甌第墾言:「希望政府趕快推行真正地方自治,邊疆的民意,我們要考量,要接受」[14]。 梁甌第對邊疆政制設計和邊疆治理問題等邊政學領域內容進行探索與研究,對邊疆舊制變革持「漸進變革」態度。他指出,邊疆治理現代化道路「宜漸不宜驟、宜緩不宜急」,對邊疆就有政制應進行實質性的變革,但為了不激起邊疆人民的反感而導致邊疆社會動亂,梁甌第主張「保留現有的就舊邊制,暫維現狀,同時,用人力加工的方式,等待木腐蟲生時機的到來,那時節,自然水到渠成,人民自治的力量,一旦生長強大,土司、盟旗、政教,甚至於部落的舊制,那簡直如摧枯木,拆崩牆,不費吹毛之力,迎刃而解」[15]。
赴美留學
[編輯]之後,梁甌第獲庚款獎學金赴美留學,在波士頓大學學習,研究美國有色人種教育情況,此間長子出生。
加入民族出版社
[編輯]1949年,梁甌第應邀回國,仍在教育部邊疆教育司工作。1949年底,邊疆教育司併入民族事務委員會,梁甌第來到北京,參加了民族出版社初期發展階段的工作,並在民族大學任教。
1953年,民族出版社成立,當年年底,梁甌第任民族出版社圖書資料室副主任[16]。1956年,梁甌第任民族出版社漢文室編審[17]。
1957年,梁甌第被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任命為"民族出版社圖書編輯室副主任"。這是梁甌第先生在國家民委檔案中可以查到的唯一資料。
受「反革命聚餐會」牽連
[編輯]1963至1966年,退休後的周同宇(即周恩壽,周恩來的弟弟)與王光琦(王光美的二哥)、梁甌第、游補鈞時常聚餐聊天,當時有人戲稱他們的聚會是「神仙會」。
1966年劉少奇受到錯誤批判,文革時成立了中央一辦,審查劉少奇、王光美所謂的案子,劉、王兩家的親屬都要審查,其中就有王光琦,是王光美的二哥。王光琦被抓,在審查王光琦的時候,紅衛兵抄查王家發現了幾封聚會請柬。紅衛兵懷疑他們從事特務活動,就將周同宇之外的人全部抓起來了。[18][19]
1968年1月10日,梁甌第被發現吊死在民族出版社門前的樹上,妻子陳仁愫攜長子前往收屍。不排除梁甌第先生被抓後在審訊中遭遇意外致死的可能。案發至此,出了人命,紅衛兵就把這些材料整理後交給中央文革。之後,江青批「請總理閱」。[19]
個人作品
[編輯]梁甌第出版的部分著作
[編輯]序號 | 書名 | 年份 | 出版社 | 備註 |
---|---|---|---|---|
1 | 近代中國女子教育 | 1936 | 南京正中書局 | 合著:梁甌第,梁甌霓 |
2 | 戰時教育論 | 1938 | 民族文化研究會出版 | |
3 | 1914-1918歐戰時美國的大學 | 1940 | 商務印書館 | |
4 | 我怎樣通過大小涼山 | 1944 | 貴州文通書局 | |
5 | 新疆民族與蘇聯亞洲的關係 [敦煌資料] | 1985 | 甘肅省圖書館出版 | 蘭州: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冊)共62頁 |
6 | 戰時的大學 | 不詳 | 戰時文化出版社 |
梁甌第發表的部分論文
[編輯]序號 | 名稱 | 年份 | 刊物 | 具體信息 | 備註 |
---|---|---|---|---|---|
1 | 清末外資本侵入後的農村經濟 | 1933 | 現代史學 | 第1卷 | |
2 | 蘇聯教育的演進 | 1934 | 現代史學 | 第2卷 | |
3 | 許崇清的《姜琦著〈教育哲學〉證謬》評價 | 1934 | 教育新潮 | 第3卷 | |
4 | 教育之經濟的基礎 | 1934 | 海澄縣政府編 | No.1 | |
5 | 姜許《教育哲學》論戰評述 | 1935 | 教育研究 | 第57期 | |
6 | 廣西軍事教育之考察 | 1935 | 教育研究 | 第58期 | 合著:梁甌第等 |
7 | 明代的書院制度 | 1935 | 現代史學 | 第2卷 | |
8 | 宋代的書院制度 | 1935 | 社會研究 | 第1卷 | |
9 | 心理衛生之社會的發展 | 1935 | 社會研究 | 第1卷 | |
10 | 中國現行教育法令研究特輯 | 1936 | 教育研究 | 第69期 | 合著:馬鴻述,梁甌第,鄒鴻操 |
11 | 中上學生國難教育意見調查 | 1937 | 教育研究 | 第76期 | 合著:梁甌第,富伯寧 |
12 | 遺傳與學習 | 1937 | 社會研究 | 第1卷 | |
13 | 元代書院制度 | 1937 | 現代史學 | 第3卷 | |
14 | 學制新論 | 1937 | 教育研究 | 第75期 | |
15 | 理學家的教育思想 | 1937 | 教育研究 | 第77期 | |
16 | 西康喇嘛寺的教育 | 1938 | 貴州教育 | 第2卷 | |
17 | 西康喇嘛寺的教育(續) | 1938 | 貴州教育 | 第2卷 | |
18 | 非常時期中國教育哲學的趨向 | 1938 | 教育研究 | 第81期 | |
19 | 海防華僑教育調查錄 | 1938 | 教育研究 | 第91-92期 | |
20 | 西康倔讀制度之研究 | 1940 | 教育通訊周刊 | 第3卷 | |
21 | 民族政策與邊疆教育 | 1941 | 廣西教育研究 | 第1卷 | |
22 | 西番的嬰兒保育與母教 | 1941 | 民族教師 | 第1卷 | |
23 | 西康邊民教育的設施及其困難 | 1941 | 教育通訊周刊 | 第4卷 | |
24 | 西康社會對於教育的影響 | 1942 | 教育通訊周刊 | 第5卷 | |
25 | 打箭爐--西康紀游之什 | 1942 | 文訊 | 第3卷 | |
26 | 西番的社會及其教育 | 1942 | 教育研究 | 第100期 | |
27 | 一個邊疆地區教育的考察 | 1942 | 廣西教育研究 | 第2卷 | |
28 | 青年到邊疆去應具的條件與訓練 | 1942 | 世界學生 | 第1卷 | |
29 | 怎樣研究邊疆教育 | 1942 | 教育通訊周刊 | 第5卷 | |
30 | 民國以來的西康邊民教育 | 1942 | 邊政公論 | 第1卷 | |
31 | 邊疆教育導論 | 1942 | 貴州教育 | 第4卷 | |
32 | 西康的民歌 | 1943 | 民俗 | 第3卷 | |
33 | 學生服兵役問題的回顧與前瞻 | 1943 | 世界學生 | 第2卷 | |
34 | 貴州試辦中學生畢業升學聯考制度之檢討 | 1944 | 東方雜誌 | 第40卷 | 合著:歐元懷,梁甌第 |
35 | 搖馬郎 | 1944 | 文訊 | 第5卷 | |
36 | 廣西的徭民教育 | 1944 | 邊政公論 | 第3卷 | |
37 | 貴州的苗民教育 | 1944 | 邊政公論 | 第3卷 | |
38 | 車寨社區調查 | 1946 | 邊鐸月刊 | 第5-6期 | |
39 | 村寨教育的實驗 | 1946 | 教育通訊月刊 | 第1卷 | |
40 | 美國教師的貧困 | 1946 | 觀察 | 第1卷 | |
41 | 新疆問題的癥結 | 1947 | 歷史社會季刊 | 第1卷 | |
42 | 十年來的我國邊疆教育 | 1947 | 學藝(日本) | 第17卷 | |
43 | 論師範學院學生的品質 | 1947 | 教育通訊月刊 | 第2卷 | |
44 | 新疆的教科書問題 | 1947 | 教育通訊月刊 | 第3卷 | |
45 | 榕江侗家的鬥牛 | 1947 | 邊疆通訊 | 第4卷 | |
46 | 介紹新疆考古學者迪亞夸夫先生 | 1947 | 西北文化 | 第1卷 | |
47 | 貴州苗區的征生制 | 1947 | 教育通訊月刊 | 第3卷 | |
48 | 論邊政制度的革新 | 1947 | 邊政公論 | 第6卷 | |
49 | 車寨社區調查 | 1947 | 邊政公論 | 第6卷 | |
50 | 新疆教育鳥瞰 | 1947 | 邊政公論 | 第6卷 | |
51 | 論師範學院學生的品質 | 1947 | 教育通訊月刊 | 第2卷 | |
52 | 美國的黑人問題 | 1949 | 新中華(1933年) | 第12卷 | |
53 | 論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 | 1950 | 新中華(1933年) | 第13卷 |
註:梁甌第發表的部分論文中的大部分信息來自「大成故紙堆」數據庫。
個人生活
[編輯]1947年,梁甌第與陳仁愫(共產黨員,在婦女解放與保護、少年兒童工作領域、教育事業中貢獻畢生精力)結為伉儷,夫妻感情深厚。
妻子陳仁愫(1918年4月5日-1987年5月30日),出生於官宦之家,其所在家庭是張之洞的幕僚,其父是留德的採礦工程師。陳仁愫年少時就讀於教會學校,極具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精神,在就讀期間由於不滿於男女學生不平等的情況,辭學離家。之後於加入地下黨(1930年代,陳仁愫公開的掩護身份是民國時期宋美齡基金會理事,陳仁愫在地下黨期間曾與胡亞美女士同在地下黨組織共事而互不相識),在大學讀書期間認識梁甌第,結為伉儷。解放後,陳仁愫與丈夫梁甌第來到北京,調入全國婦聯秘書處,擔任康克清的秘書,曾隨朱德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視察全國手工業情況,以及八大後不久陪同朱德赴海南考察等。1950年代,陳仁愫響應國家精簡機構的號召,主動要求加入教育部門(康克清同志曾經挽留,後贈禮留念,文革期間遭抄家被毀),之後由全國婦聯調入東城區教育局,參與創建北京市第五十四中學,擔任第五十四中學黨支部書記,兼任副校長。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之後調任和平里學校任校長,並於和平里學校離休。
長子梁波,次子梁平,么女梁珊。
"反革命聚餐會」始末:
1963至1966年,退休後的周同宇(即周恩壽,周恩來的弟弟)與王光琦(王光美的二哥)、梁甌第、游補鈞時常聚餐聊天,當時有人戲稱他們的聚會是「神仙會」。在閒談中可能會聊到一些如「反右擴大化、大躍進違反經濟規律」等問題。1966年劉少奇受到錯誤批判,文革時成立了中央一辦,審查劉少奇、王光美所謂的案子,劉、王兩家的親屬都要審查,其中就有王光琦,是王光美的二哥。王光琦被抓,在審查王光琦的時候,紅衛兵抄查王家發現了幾封聚會請柬。紅衛兵懷疑他們從事特務活動,就將周同宇之外的人全部抓起來了。[18][19]1968年1月10日,梁甌第被發現吊死在民族出版社門前的樹上,妻子陳仁愫攜長子前往收屍。不排除梁甌第先生被抓後在審訊中遭遇意外致死的可能。案發至此,出了人命,紅衛兵就把這些材料整理後交給中央文革。之後,江青批「請總理閱」。[19]
1968年2月18日21時,周恩來總理寫下大意如此的批條:
“ | 謝富治、李震同志:現將有關王光琦的反革命聚餐會(1963-1966),我處所收到的案件三件送公安部,其中涉及聚餐會召集人有四:一為頭頭王光琦,二、三為游補鈞、梁歐弟均已自殺,四為周同宇,即我的胞弟。為防止意外,並便於查明真相,劃清罪狀,請令衛戍區立即於今夜將周同宇拘留審訊。執行結果,望報。[20](註:原文中「梁甌第」被寫為「梁歐弟」) | ” |
在周秉德(周同宇長女)回憶周恩來的著作中,也對此有所提及:
“ | 作為紀念,七媽把十多年前伯伯親筆寫的有關逮捕爸爸的報告草稿給了我,上面寫着:「有關王光琦的反革命聚餐會(1963——1966)的召集人有四:王光琦在押,梁歐策(一月自殺)、游補鈞(二月五日夜突然死亡)兩人已死,只有周同宇在外,必須依法處理。其辦法有二:一、交群眾審查,但周同宇已退休,無所屬。二、交公安部軍管機關拘留審訊,較易弄清真相。或者要與群眾審查相結合,我提議採取第二個辦法,請即議定……」(註:原文中「梁甌第」被寫為「梁歐策」)[21]。 | ” |
周恩來於2月19日派北京衛戍區人員將周同宇「拘捕審查」。周同宇直到1975年4月末才經毛澤東批准回家休養[21][20]。王光琦被關押監獄6年多,出獄後把補發的工資全部買了毛主席語錄,1985年因腦血栓去世。
人物點滴
[編輯]- 梁甌第於1945年7月被委任為國立貴州師範學校校長。日本投降後,從淪陷區來的人們紛紛準備返鄉,梁甌第先生仍前往榕江,到獨山縣時,得知榕江遭受特大洪水,他依舊前往。到榕江時,他看到水災後的慘景:學校的四棟木瓦教學樓有三棟歪歪斜斜離開原地,一棟漂到城外水田停着。其餘校舍,除一座外,全被洪水洗劫過。嚴重的問題擺在他面前,他仍把學校接收過來,聘請由貴陽隨他到榕江的廣東陽江人、教學經驗豐富的中山大學教育系畢業生許紹桂先生為教務主任,福建同鄉吳德倉先生為總務主任。有條不紊地安排維修校舍、聘請教師、招收新生。 [12]
- 梁甌第在國立貴州師範任校長一年的時間裏,學生們從未見過梁先生發過脾氣。從江縣立小學教導主任陳若塵先生,來問梁先生:「對特別調皮的學生,能不能體罰?」梁先生回答說:「無論如何也不能體罰!」[12]
- 1946年7月,梁甌第奉調去南京教育部,才順道回家看望離別12年、從教30餘年的父親。[12]
- 1947年8月,梁甌第調回南京,仍關心國立貴州師範,給全校同學的一封信中說:「貴州變為更邊遠的地方了,這次講習會介紹老師來榕江,他們寧願到雲南、到甘肅去。所以,你們要特別尊敬你們現有的老師,用你們的尊敬來挽留現在的老師。」[12]
- 新中國成立後,梁甌第回國,到中央民族出版社工作,他的學生見到他時問:「梁老師,你怎麼回來這麼快?」他笑着回答:「我是中國人嘛!」[12]
後世紀念
[編輯]- 鐵道部第二設計院貴陽院幹部石興德於2001年在《貴州文史叢刊》上發表題為《熱愛少數民族教育事業的梁甌第校長》的文章,以具體生動的事例記述了梁甌第先生對少數民族事業的關心和所作出的貢獻,表達了對梁甌第校長濃厚深切的感念之情,以及對梁校長在文革中去世的深切哀悼。[12]
- 西北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張學強、李東東於2016年在《民族教育研究》上發表《梁甌第的西南邊疆教育研究及其價值》一文,指出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興起的西南邊疆教育研究浪潮中,梁甌第是一位有影響的學者,將邊疆民族教育研究與民族地區社會改造緊密結合在一起,拓展了民族教育研究的思路與視野,為促進邊疆民族地區的教育及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22]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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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學強,李東東. 《梁瓯第的西南边疆教育研究及其价值》. 民族教育研究. 2016年, 第27卷 (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