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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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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革命（英語：Neolithic Revolution）也稱農業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泛指發生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的全新世早期世界不同地區的智人社會開始同時出現的生存方式改變的現象，也是人類演化由中石器時代進入新石器時代的轉折點。新石器革命的基本內容是始於遠古的漁獵和採摘在食物供應中的重要性開始被新興起的農業（畜牧和耕種）所取代，野生動植物被馴化和栽培成為畜禽和作物，人類族群從游居的狩獵採集者社會向定居的農業社會的轉型。這一系列轉型導致了以大型聚居地為核心的文明開始成型，書寫文化、勞動力分工和早期科學技術（比如冶金、製陶、醫藥和簡單機械）得以加速發展。新石器革命代表着人類和自然界的關係從物競天擇般的被動適應環境轉變為主動研究、開發和改造環境，人工選擇開始逐步取代部分自然選擇，這對人類最終成為地球上的頂級物種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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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產生的主要區域及農業技術傳播路線：新月沃地（距今11000年），長江、黃河中下游（距今9000年），新幾內亞高地（距今9000–6000年），中墨西哥（距今5000–4000年），南美北部（距今5000–4000年），北美東部（距今4000–300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距今5000–4000年，具體地點不明）[1]

狩獵採集者有着與農耕者不同的日常需求與生活方式。狩獵採集者一般居住在臨時搭建的房屋，他們的生活以小群體的方式在遷徙中度過，很少與外界聯繫。他們的食物來源多樣，根據四季更迭而變化。相比之下，農耕方式可以支持更大的社會群體，農耕者通常定居在一個固定區域，人口密度往往比採集者社會要高許多。貿易的發展以及社會複雜程度的提高促使農耕者更多的與外界群體發生接觸交流。[2]

然而，農業帶來的人口增加並不意味着健康狀況的提升，農業社會對單一作物的依賴可能對人的健康造成一些負面影響。例如，玉米缺乏一些關鍵的氨基酸（賴氨酸和色氨酸），它所含的鐵也很少，此外它所含的植酸可能會抑制對營養的吸收。其它影響健康狀況的因素還包括家禽/家畜身上的寄生蟲、垃圾中滋生的害蟲、食物/水源污染等等。施肥和灌溉可以促進增收，但這些行為同時也可能造成當地昆蟲與細菌的增長，而穀物的儲存也會引來昆蟲和齧齒動物。[2]

農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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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革命」一詞是戈登·柴爾德在出版於1936年的書籍《人類創造了自身》中首次提出的。[3][4]柴爾德將其用於指代發生在中東地區的一系列農業革命的源頭，「革命」一詞是為了說明這次轉變對人類社會的重大意義。

在公元前10000年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肥沃的新月地區開始陸續的向農業社會轉型。[5][6]美拉尼西亞地區巴布亞新幾內亞南高地省的庫克早期農業遺址大約發展於公元前8000年。[7][8]這種轉型伴隨着從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的轉變，根據當地的自然條件，人類開始馴化本土動植物。

自末次冰盛期以來地球的氣候變化，圖表根據格陵蘭冰芯數據繪製。農業革命始於新仙女木時期（Younger Dryas）結束後全新世氣溫的回升與長時間的穩定。

以下是幾種解釋人類向農業轉型的可能理論（不相互排斥）：

  • 綠洲理論，最初由拉 Raphael Pumpelly 在1908年所提出，並在戈登·柴爾德的介紹下流傳開來。該理論認為，當時氣候變化導致了更加乾燥的環境，人類的生活範圍不得不縮小到有如綠洲大小，這種區域的集中促使人類與當地動植物聯繫更加緊密，並由此開始馴化它們。但該理論如今已被拋棄，因為科學研究發現當時的環境更加潮濕而非更加乾燥。[9]
  • 丘陵側翼假說，由 Robert Braidwood 在1948年提出，他認為農業始於托羅斯山脈和札格羅斯山脈的一側，那裏的氣候並不乾燥，相反，那裏肥沃的土地支持馴化各類植物和動物。[10]
  • 盛宴理論，由 Brian Hayden 提出，該理論認為炫耀性的權力展示（如舉辦盛宴）驅動了農業的發展，這種展示需要集合大量的食物，從而間接推動農業技術的更新。[11]
  • 人口學理論，由 Carl Sauer 提出，並經 Lewis Binford 和 Kent Flannery 修改，該理論認為越來越多的定居人口超出了當地環境的承載能力，單純的採集已無法滿足他們的食物需求，這迫使社會進一步向農業發展。[12][13]
  • 演化/意向理論，由 David Rindos 等人提出，理論認為農業可以被視為是植物與人類的相互適應，對作物的馴化始於人類對特定野生植物的保護，這種保護促使了種植地點的固定化，並最終導致了一些植物的完全馴化。[14]
  • Peter Richerson、Robert Boyd 和 Robert Bettinger 指出，農業的起源與全新世開始日漸穩定的氣候狀況有關。[15]
  • Leonid Grinin 認為，農業的起源與馴化作物的選擇無關，它更多是當地特殊自然環境（例如東南亞）帶來的結果。證據表明，對穀物的馴化始於近東某處，可能位於以色列或者埃及。所以 Grinin 推斷，農業的起源時間大概是距今12000到9000年前，儘管在某些地方，首次馴化動植物的時間可以推算到距今14000到15000年前。[16]
  • Andrew Moore 認為，農業的歷史可能比我們想像的更長，它源於黎凡特地區的長期發展，很可能在舊石器時代就已經出現了農業的源頭。在《新石器革命再評估》中，Frank Hole 擴展了人類與馴化物種之間的關係，他認為馴化事件可能獨立發生在不同時期的某些未知地點。Hole 指出，我們還沒有發現處於從野生動物到馴化動物的過渡階段的遺蹟，人類似乎是瞬間就馴化了這些物種，這是不合常理的。[17]

早期穀物收割（西元前23,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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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於奧哈洛二號遺址的，23000年前的穀物收割工具

對奧哈洛二號遺址（Ohalo II）中的5個燧石刀片的磨損分析顯示，大約在23000年前，一個狩獵採集群體曾定居在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海岸附近，我們從他們的遺蹟中發現了最早的穀物收割工具的證據。[18]奧哈洛遺蹟的歷史處於舊石器時代晚期與新石器時代初期之間。[19]

證據顯示，這些工具被用於收割接近成熟的野生穀物，收割時間在穀物自然成熟脫落前不久。[18]這些工具的使用痕跡並不十分明顯，它們顯示出兩種可能的使用方式：手持或者附在手柄上使用。[20]這些發現揭示了比納圖夫早約8000年，比近東的定居農業社區早12000年的穀物收穫技術。[20]此外，這項新發現與該地點最早的穀物種植證據以及石磨的使用時間非常吻合。[20]

植物的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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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開始發展，人類的活動導致了穀類植物的選擇性繁殖（始於二粒小麥、一粒小麥和大麥），這種選擇不僅僅局限於植物種子所包含的熱量多少，還取決於許多其它的因素。例如，種子過小或者含苦味的植物會被淘汰，成熟時迅速脫落種子的植物往往難以被統一的收割採集，因此也不會被儲存到下一季播種。此外，作物的連續收穫也間接的選擇了那些可以更長保留其種子的品系。

當早期農民完善了他們的農業技術，例如發展出灌溉（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的庫茲坦地區），他們的作物就會產生盈餘，他們需要儲存這些盈餘的物資。狩獵採集者由於其不斷遷徙的生活方式而難以長期儲存食物，那些有固定居所的人則可以比較方便的儲存糧食。最終，糧倉被開發了出來，使人口聚集的村莊能夠更長時間地儲存他們的糧食與種子。隨着糧食的盈餘與儲存，社區可支持的人口數量增加了，進而能夠發展出專業的工人和更先進的工具。

植物的馴化不是一個線性的過程，過去的人們曾為此付出了許多艱辛複雜的努力，它是由不同地區的不同人類群體以許多不同的方式進行的。

農作物的傳播：大麥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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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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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時代的特點是固定的人類定居點以及從10000年前開始的農業，圖為在現代土耳其的 Aşıklı Höyük 重建新石器時期的住房。

農業在黎凡特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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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10000-9000年前，農業首先出現在地處亞洲大陸西南部的黎凡特地區，該地區主要馴化了三種穀物：二粒小麥、一粒小麥和大麥，四種蔬菜：扁豆、豌豆、苦野豌豆和鷹嘴豆，以及亞麻。馴化的過程是緩慢的，可能花費了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時間。[21]

在奧哈洛二號遺址（Ohalo II）發現的種子與研磨石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距今19400年前，這些發現或許表明，當時居住在奧哈洛附近的人們有意種植了一些植物以供食用，並且他們會對這些作為食物的種子做一些預處理。[22][23]泰爾·阿斯瓦德（Tell Aswad）是人們發現的最古老的農業遺址，其中馴化的二粒小麥可追溯到距今10800年前。[24][25]隨後不久，在約旦河谷的傑里科和約旦的伊拉克埃德杜布（Iraq ed-Dubb）出現了帶殼的二棱大麥。[26]黎凡特走廊上其他顯示出早期農業證據的區域還包括瓦迪·費南16號遺址（Wadi Faynan 16）和內特夫·哈格杜德（Netiv Hagdud）遺址。Jacques Cauvin 指出，泰爾阿斯瓦德的定居者並不是在當地進行的馴化工作，而是「可能從鄰近的東黎巴嫩山脈（Anti-Lebanon）引進了具備種植能力的種子」。[27]在新月沃土東部，考古學家在位於伊朗的喬加戈蘭（Choga Gholan）發現了野生植物的種植證據，其年代約為公元前12000年，這表明在大致同一時間，新月沃土中有多個地區同時出現了對植物的馴化行為。[28]考古學家在黎巴嫩約旦河源附近的大約50個遺址中發現了包含有重石器（Heavy Neolithic）的卡勞恩文化（Qaraoun culture ），但尚未確定其具體年代。[29][30]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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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14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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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粒體去氧核醣核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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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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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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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新石器時代的農業發展可以大致劃分為兩大區域：華南與華北。[31][32]

水稻、雜谷以及混合種植的空間分佈[33]

中國華北的農業中心可能位於早期漢藏語系的人口聚居地，以及包括黃河盆地中的後李文化、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和興隆窪文化。[31][32]居住在這個區域的人類在距今大約8000年前馴化了小米和高粱[34]，並從距今7500年前開始廣泛種植。[34]大豆也是在華北馴化的，馴化時間大約在距今4500年前。[35]橙子和桃子也起源於中國，它們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開始種植。[36][37]

中國華南的農業中心位於長江流域附近。距今大約13500-8200年前，該區域居民馴化了水稻，並發展出了使用稻田的種植方式。[33][38][39]

水稻的傳播路線，全新世早期的大致海岸線以淺藍色表示。

水稻的馴化中心可能有兩個。第一個位於長江下游，該處居民被認為是南島民族的祖先，它與跨湖橋、河姆渡、馬家浜和崧澤文化相關。這個區域具有典型的前南島風格特徵，包括棚屋、玉石雕刻和船隻技術。他們的飲食還包括橡子、荸薺、芡，並馴化了豬。第二馴化中心位於長江中游地區，據信是早期苗族人的故鄉，它與彭頭山和大溪文化相關。這兩個地區的人口眾多，彼此之間有定期的貿易往來，並與西邊的早期南亞語系和南邊的早期壯侗語系族群有交往，這促進了水稻種植在整個中國南方地區的傳播。[39][33][32]

南島語系族群的擴散

水稻和雜谷（包括大麥、小麥、高粱等）的種植文化在距今大約9000-7000年前首次接觸，並從此在兩種作物的種植中心之間產生了一條走廊，在這個交會區域內，人們同時種植水稻與雜谷。[31]距今大約5500-4000年前，許多早期的南島族人遷移到了台灣，他們為台灣帶去了水稻和小米種植技術。有證據表明，在這一時期的台灣與澎湖群島有大量的人口定居點以及水稻種植區，這或許導致了當地自然環境的過度開發，並隨之引發了南島族人往海洋區域的進一步擴張。南島族人在距今大約5000年前從台灣擴散到了菲律賓。[32]

南島民族將水稻種植文化以及其它一些馴化的物種帶到了東南亞的各島國，而熱帶島嶼上的本土作物也為他們所用。每次出海航行時，他們都會攜帶一些有用的動物和植物，這導致了馴化物種在太平洋各島嶼的快速散播。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他們與位於新幾內亞的巴布亞語人群，以及位於印度南部和斯里蘭卡的達羅毗荼語系人群進行了接觸，南島人從這些區域取得了更多可供食用的作物（例如香蕉和胡椒），並為他們帶去了南島族的技術（例如濕地種植和獨木舟）。在公元前1000年，他們甚至到達了馬達加斯加和科摩羅，並將東南亞的食物，包括水稻，帶到了東非。[40][41]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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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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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幾內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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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的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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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狩獵採集者開始定居下來，為了更有效率的獲得食物，他們不能與野生動物相距太遠，那麼，將動物帶到自己的定居點就變得很有必要了。[42]動物的體型、習性、飲食、繁育方式以及壽命都是馴化考慮到的因素。有些動物可以為人類提供奶製品，例如牛和山羊，奶製品包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對人類有很高的營養價值。還有些動物可以替代人類進行一些繁重的勞動，例如耕地。此外，馴化動物作為食物來源也是必不可少的方面。除了提供食物以外，某些動物還能為人們提供皮革、毛髮和肥料。最早被馴化的動物包括狗（東亞，15000年前）[43]、綿羊、山羊、牛和豬。

中東的動物馴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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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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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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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農業的轉型沒有立即導致世界人口增長

儘管新石器時代的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但人口數量卻沒有立即發生顯著的增長，這或許是因為農業帶來的人口增長與其伴隨的負面影響（例如疾病滋生、戰爭興起）相抵消了。[44]

人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因為農業的引入而有很大的提升，就許多方面而言，農業時期的人類生活狀況要比狩獵採集時更差了。一些考古研究指出，向穀物飲食的轉變降低了人類的平均壽命，人類身材變得更加矮小，嬰兒死亡率增加，傳染病增多，慢性疾病、炎症、退化性疾病（例如肥胖、2型糖尿病和心腦血管疾病）增加，特定的營養成分缺乏（例如維生素、鐵元素和礦物質），骨質和牙齒的狀況變差。[45][46][47]從狩獵採集到農業社會，人類的平均身高降低了10cm，一直到20世紀，人類的身高才恢復到農業社會前的水平。[48]

傳統觀點認為，農業產出的額外食物帶來了更加密集的人口，這些額外人口又反過來促進了社區的聚集。食物和工具的積累促成了社會分工，社會規模的壯大帶來了政治的發展。額外的食物使社會中的精英階級有了存在的可能，他們不必從事農業或者工商業，而是以其他的方式統治社區並為之制定政策。[49]賈雷德·戴蒙德在他的作品《直到昨日的世界》提出，牛奶和穀物的供應使得母親可以同時撫育較為年長（3-4歲）的和年幼的孩子，於是社會人口得以迅速增長。戴蒙德同意女權學者 V. Spike Peterson 的觀點，認為農業加劇了性別的不平等。[50][51]此外，一些歷史學者，例如 Veronica Strang 以宗教發展的角度來看待農業進程[52]，他引述 Parsons 的話說「社會總是宗教的崇拜對象[53]」，他認為隨着政治的集中化，社會角色必須被固定併合理化，那麼宗教就為這種合理化提供了一種合適的方法。這種發展從宗教的多神向單一神靈的轉變中也能看出一二。

後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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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魯·謝拉特（英語：Andrew Sherratt）認為在新石器革命之後還有另一個重大的革新時期，他稱之為「第二次產品革命」。他認為人對動物的最初馴化似乎只是為了獲取食物[54]，而第二次產業革命始於人們對動物其它產物的利用。這些發現包括：

  • 皮革（來自未經馴化的動物）
  • 將動物的排泄物用作肥料 （來自所有被馴化的動物）
  • 毛髮（綿羊、駱駝、羊駝、安哥拉山羊）
  • 奶 （山羊、牛、氂牛、綿羊、馬、駱駝）
  • 繁重的體力勞動 （牛、野驢、家驢、馬、駱駝、狗）
  • 保護和狩獵（狗）

謝拉特提出，這次發展最終為人類帶來了集約化的自給農業，人類得以開墾更多的土地用作耕種。它還使在沙漠邊緣的半乾旱地區的游牧成為可能，並最終導致了單峰駱駝和雙峰駱駝的馴化。[54]人類在這些地區的過度放牧，特別是山羊群的過度放牧，極大地擴展了沙漠的面積。

在固定地點的勞動帶來了個體與特定土地的依附關係，人們可以儲存食物以應對貧乏時期，並將自己的多餘儲存用於交換其它生活必需品。一旦固定的土地與交易體系成型，人口就可以迅速增長，社會隨之演變出工匠職業。歸功於食物的充裕，工匠可以利用自己的閒暇時間研究一些新的技藝，例如金屬兵器。複雜的社會可能需要藉助於某種形式的社會組織才能有效地工作，宗教就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社會組織。人口的增長可能還帶來了軍隊的職業化以及私有制的發展。此外，這些由人口定居而來的複雜性也導致了有史以來第一座城市的建立。

飲食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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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狩獵採集者相比，新石器時代農民的飲食中碳水化合物含量較高，而纖維、微量元素和蛋白質的含量較低。這導致了人群中齲齒概率的增加[55]，以及兒童發育減緩、體脂增加。研究發現，世界各地的人類在向農業轉型之後，他們的身形都變得更加矮小了。這種身高的變化趨勢可能會隨農業飲食的季節因素以及作物歉收影響而加劇。[56]

在農業社會下，疾病的傳播要更為迅速。新石器革命後，人們對動物的馴養可能導致了病原體的跨物種傳播，而當時的環境衛生狀況更是加快了這類傳播的速度。從動物傳播到人類的疾病包括流感、天花、麻疹等。對古代微生物的基因組研究表明，適應人類的腸道沙門氏菌的祖先曾感染整個歐亞大陸西部農牧民長達5500年，這為新石器革命給人類帶來了更多疾病的假設提供了分子層面的證據。[57]根據自然選擇原理，首先馴化了大型哺乳動物的人群在幾個世代內就顯著增強了對人畜共患病的免疫能力。在與馴養物種親密相處了將近10000年後，相比其他地區人群，生活在歐亞大陸和非洲的人擁有更多的疾病抵抗力。[58]在與歐洲殖民者正式接觸之前，加勒比和太平洋島國的大部分人口都已經在這些源於歐亞與非洲的疾病傳播中喪生，90%的美洲人口死於外來的傳染病。雖然印加文化中也有飼養大型哺乳動物（羊駝）的行為，但印加人並不喝羊駝奶，他們也不會把羊駝飼養在封閉的人類居住區內，所以他們感染疾病的風險要低很多。根據生物考古研究，在4000至1500年前的東南亞水稻種植社會中，農業並沒有像在世界其他地區那樣，對人的身體與牙齒健康造成過多負面影響。[59]

Jonathan C. K. Wells 和 Jay T. Stock 認為，隨着農業的興起，飲食結構的改變與疾病的增多已經徹底改寫了人類的生物學與生活史，自然選擇使得人類的能量傾向於更多的分配給生殖方面，而更少分配給體格的生長與維持。[56]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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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雷德·戴蒙德在他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中認為，居住在歐洲和東亞的人類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這為他們在新石器革命中的領先奠定了基礎。這兩處地點的氣候條件都非常適合農業發展，並且區域內眾多的動植物也為馴化提供了豐富來源。並且相比於生活在歐亞大陸中部的人們，這兩處區域更少受到周邊族群的侵擾。作為最先開始定居生活，並與周邊開展貿易活動的群體，歐洲和東亞人也最早受益於槍炮和鋼鐵等技術的革新。

考古遺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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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時代的農業文化由中東向周邊地區的擴散與人類遺傳標記的分佈存在相關。在歐洲，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傳播與 G2a有關，在中東農業的傳播與E1b1b 系和 J 單倍群的分佈相關，這些單倍群被認為是分別從北非和近東來到歐洲的。[60][61]在非洲，農業的傳播，尤其是班圖人的擴張，與來自西非的 Y染色體單倍群 E1b1a 的散佈相關。[60]

比較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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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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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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