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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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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搖籃》
作者克拉倫斯-阿瑟-特里普
類型文學作品[*]
語言英語
主題同性戀
發行資訊
封面設計勞倫斯·拉茨金
出版機構麥格勞希爾圖書公司
出版時間1975
出版地點美國
媒介印刷 (精裝平裝)
頁數314 (第一版)
330 (第二版)
規範控制
ISBN978-0-07-065201-9

同性戀搖籃》(英語:The Homosexual Matrix)是美國心理學家克拉倫斯·阿瑟·特里普英語Clarence Arthur Tripp的一本著作,作者在書中討論了同性戀的生物學和社會學意義,還試圖解釋異性戀雙性戀。該書於1975年由麥格勞希爾圖書公司首次出版;1987年重新出版了修訂版。

根據他對證據的複查,特里普認為,人們不會因為荷爾蒙水平、對異性的恐懼或專橫且聯繫緊密的母親的影響而成為同性戀者,並且父親對兒子的關注程度對同性戀的發展沒有影響。他批評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認為同性戀發展的精神分析理論是基於錯誤的假設,是站不住腳的。他認為性取向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取決於學習。青春期早熟和早期手淫是男性同性戀發展的重要因素。大多數成年人是異性戀,是因為他們的社會化使他們想成為異性戀。他批評心理治療試圖通過LGBT迴轉治療使同性戀者轉變為異性戀,並主張社會寬容同性戀和不墨守陳規的行為。

這本書不僅受到很多爭議,還收到很多負面評論,比如說,特里普雜亂無章的寫作風格、性別歧視、對、女性性行為生物學基礎的看法、對男同性戀的關注和對女同性戀的忽視以及對同性戀解放運動討論的缺失。精神分析學家批評特里普對精神分析理論的蔑視,指控他對同性戀行為偏愛的偏見,指責他錯誤地宣稱同性戀者的生殖器尺寸大於平均尺寸,還反對他關於嘗試通過心理療法改變同性戀的討論。特里普本人相信,儘管《同性戀搖籃》從同性戀媒體和一些同性戀者那裡得到負面反饋,但這本書仍然是很具影響力的並作為一本關於同性戀的重要著作而受到讚揚。一些評論家還讚揚了特里普對心理治療的批評,並支持他對情慾的看法——情慾取決於對其滿足的抵制。

出版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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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搖籃》於1975年由麥格勞希爾圖書公司首次出版[1]。1987年,新美國圖書館出版了帶有新序言的修訂版。[2]

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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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搖籃》被廣泛翻閱,且影響力頗大,[3]據報道其已有近50萬銷量。[4] 這本書受到一些同性戀作家的讚揚,例如歷史學家馬丁·杜伯曼、[5]學者約翰-勞里森、[6]劇作家拉里-克萊默、[7] 歷史學家喬納森-內德-卡茨、[7]小說家劉易斯·甘尼特、[4] 小說家戈爾·維達爾[8] 和記者保羅·瓦內爾。[9] 克萊默稱這部作品是第一本來自 "有聲望的來源 "的書,"敢於公開談論同性戀是一種健康的現象"。[7] 卡茨評論說,在它出版之前,"以同性戀為主題且蘊含思想的書屈指可數"。[7] 甘尼特稱它是 "第一部用有說服力的心理學術語解釋為什麼同性戀不是實現異性戀的發展失敗的作品",並寫道,波梅羅伊認為它是他讀過的最好的關於同性戀的書,[4]維達爾稱它是 "開創性的",[8] 瓦內爾稱它是與同性戀有關的十本最佳非小說書之一。[9] 然而,這本書是有爭議的。[10] 據甘尼特報道,特里普認為 "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發展他們的性取向 "的觀點令 "許多臨床醫生和大部分公眾 "感到震驚。[4] 1987年,特里普寫道,書中沒有一句話像他的評論那樣激起了"仇恨的反應":"當兩個男人在性互動中感到興奮和無拘無束時,雙方擦出的火花確實激起了很高的性慾,且其他方式多不能達到的這種水平。" 特里普寫道,這句話被用來錯誤地描述他,讓他被誤會為認為同性戀是一種本質上更優越的性表達形式。[11] 1996年,杜伯曼批評了該書的 "厭女的段落"。[5]

根據作家保羅-摩爾的說法,精神分析學家歐文-比伯向美國心理學會提出了對特里普的道德申訴。比伯指責特里普,在《同性戀搖籃》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話暗指比伯和他的作品《同性戀:對男性同性戀者的心理分析研究》(1962年),他指責特里普對他的科學誠實性和可信度提出質疑。在這篇文章中,特里普聲稱有一個病人在比伯的幫助下變成了異性戀,但比伯和病人的關係很差,後期比伯甚至與病人失聯,就這樣一個例子還被比伯用來驗證其聲稱的性取向改變。然而,美國心理學會的結論是,沒有證據表明特里普有不道德的行為。[12]

贊同《同性戀搖籃》的作家包括,人類學家唐納德·西蒙斯、[13]哲學家蒂莫西·墨菲、[14] 酷兒理論家大衛·哈爾佩林[15] 和記者菲利普·諾比爾。[10] 西蒙斯認為特里普的假說是可信的,即情慾取決於對其的抵制;他贊同特里普的觀點,也認為男人之間的性體驗能達到的強烈的情慾水平是其他方式不能比擬的。[13] 墨菲認可特里普對於LGBT迴轉治療的批評。[14] 哈爾佩林認為特里普極大地擴展了金賽關於性倒錯(心理學上對於同性戀的舊稱)的討論;[15] 然而諾比爾認為《同性戀搖籃》「完成了金賽關於同性戀的討論」。[10] 然而,科學史學家賴恩·伊斯利認為很遺憾的是,特里普沒有進一步探討男性的性吸引力是如何取決於主導權的主題的。[16]

特里普的一些主張被批評不準確或有誤導性。[17][18] 精神病學家露絲·蒂凡尼·巴恩豪斯認為儘管《同性戀搖籃》因避免偏見而受到讚揚,但是它也的確有很多曲解。她指出,雖然特里普引用了比奇的一篇文章作為證據,證明同性戀行為在整個動物界都很普遍,但他的參考書目包括比奇後來的一篇文章,這篇基於進一步研究的文章,推翻了比奇自己先前的主張。她還批評了特里普對男性氣質、兩性關係和性吸引的理解,以及他對「性倒錯」(心理學上對於同性戀的舊稱)一詞的使用,指出它與精神病學家最初使用的方法並不相同。她還寫道,特里普聲稱從來沒有治癒同性戀的報道是不正確的,他對同性戀治療的討論是混亂的,她的許多同事認為他的著作 "用粗劣的方法且缺乏學術性,是智力上的蔑視,甚至拒絕對他的書做出回應,因為這樣做簡直就是抬舉了它"。[17] 社會理論家喬納森-多里莫將特里普對同性戀的精神分析理論的描述形容為過度簡化,接近於拙劣的模仿。[18]

特里普關於同性戀起因的觀點受到批評。[19][20] 經濟學家理查德·艾倫·波斯納寫道,特里普讓精神病學家理查德·馮·克拉夫特-艾賓的理論再次流行,即基於同性戀者比異性戀者更早開始手淫的證據,得出手淫使男孩痴迷於男性生殖器,因而成為同性戀的結論。他批評了這一理論,理由是同性戀和早期手淫可能是任何導致同性戀的因素的結果。[19] 遺傳學家迪恩·哈默認為特里普對性取向的社會學習理論提供了最清晰的闡述。然而,他認為該理論本身是不可信的,並以許多理由拒絕了它,認為它與人類學證據和人類演化史不一致,而且不能解釋同性戀的存在。[20] 心理學家阿倫·P·貝爾還有社會學家馬丁·S·溫伯格和蘇·K·哈默斯米特都認為特里普告誡人們不要猜測母性關係在男性同性戀發展中的作用是正確的,但指出一些研究表明,"准同性戀"男孩與他們的母親有非典型的關係。[21]


《同性戀搖籃》得到一些正面反饋,包括小說家喬治·惠特莫爾在LGBT雜誌The Advocate弗里茨·弗拉基格在《同性戀期刊[22][23] 以及《大西洋月刊》上都對該書給予了積極評價。[24] 大衛·貝格曼在《同性戀期刊》上發表了對該書好壞兼具的看法。[25] 與此同時,這本書也收到了來自《圖書館雜誌》的羅伯·麥肯齊、[26]紐約書評》的作者 J. M.卡梅隆、[27] 《身體政治》的邁克爾·林奇、[28] Gay Left 期刊的菲爾·德比希爾[29] 和《跡象》的哈麗特·懷海德的負面評論。[30] 以及來自精神分析學家的負面評論包括《紐約時報》的赫伯特·亨丁、[31][11]性研究期刊》的阿諾·卡倫[32] 和《美國精神病學雜誌》的查爾斯·W·索卡里德斯。[33]

惠特莫爾認為這本書是繼《金賽報告》之後 "當代同性戀研究的第二個偉大里程碑"。他形容這本書是一部 "革命性的作品",會引起精神病學家的憤怒。他認為特里普展示了 "性身份的多樣性和流動性",以及 "性倒錯和娘娘腔 "與其他形式的人類行為的關係;並且這本書也是自喬·溫伯格的《社會與健康的同性戀者》(1972年)以來,對將同性戀者轉化為異性戀的治療嘗試進行了"最猛烈的攻擊"。他讚揚了特里普對 "同性戀性反應"和同性戀政治的討論。然而,他指出,特里普沒有討論同性戀運動,他的 "中間派 "政治觀點不一定符合同性戀解放運動的觀點,並認為女權主義者和一些同性戀者會不喜歡這本書。他說,在麥格勞希爾圖書公司出版之前,有兩家出版商看過這本書,而且由於其 "關於政治和精神病學的章節"的內容,其曾一度受到懷疑能否出版。他把出版該書所涉及的問題以及亨丁的負面評論都歸咎於偏見。[22] 弗拉基格稱這本書是 "長期以來出現的最具挑釁性的性學著作",並認為特里普對同性戀的既定觀點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還展示他掌握了眾多領域的大量數據。他認為,特里普提供了自博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的《人和動物的情感表達》(1872年)以來關於行為表達如何傳達內部狀態的最新穎的描述,但他認為特里普最創新的貢獻是對情慾感覺如何取決於 "抵抗 "的解釋。[23]大西洋月刊》對這本書的描述是 "寫作上乘"、"有權威性",對於對同性戀感興趣的讀者來說是 "不可或缺的"。它說,特里普用 "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證據 "反駁了大多數人普遍持有地關於同性戀起源的觀念。[24]

貝格曼稱特里普是一位有技巧的作家,在同性戀問題上學識淵博,但他的客觀性還是有待商榷。[25]麥肯錫寫道,特里普只是部分地實現了他描述同性戀的目標,他的參考書目遺漏了不少基本的作品,還包括一些可疑的來源;雖然特里普的一些意見發人深省,但有一些意見則是可笑的。他還將這本書描述為一本雜亂無章、文筆笨拙、條理不清的軼事調查。[26] 卡梅倫稱特里普 "粗俗 "且有偏見,並歸納特里普的證據的特徵為 "主要來自於文學"。他批評特里普將《金賽報告》視為權威,寫道這些報告已經過時了。他還批評特里普在討論歷史時粗心大意,主要關注男性同性戀而忽視了女同性戀。儘管他認同特里普關於情感維持的論點,即在一段關係中,為了保持伴侶對彼此的興趣,壓力和緊張是必要的,並認為他對心理治療的討論也很有見地。[27]

性研究者阿爾弗雷德·金賽。《同性戀搖籃》被視為完成了他關於同性戀的研究。

林奇寫道,雖然最初對這部作品感到高興,但他後來得出結論,這是一本 "欺騙性的書,不足以完成其任務",同性戀運動不應認可它。在他看來,特里普提出了許多缺乏實證的主張,並忽視了女同性戀和一般的女性的性。他認為,特里普對男女之間性關係的理解,以及他對兩性之間的緊張關係如何引起性興奮的描述,都受到了生物決定論的影響。他認為特里普關於社會加劇兩性分化原因的討論很有意思,但得出的結論卻很糟糕。他接受特里普關於性取向取決於學習的觀點,但不同意特里普的敘述細節。他同意特里普對心理治療的批評,但認為特里普的理論是 "與精神分析的假設有關"。他指責特里普試圖"通過使同性戀變得平淡無奇"而變得合法化。他還批評惠特莫爾為特里普辯護,並表示部分同意亨丁對該書的評論。[28] 林奇隨後寫道,該書因特里普沒有討論同性戀權利運動和對婦女的負面看法而受到批評。據林奇說,特里普在一次採訪中表示,他沒有寫同性戀解放運動,是因為他對它了解不夠,他對針對該書的性別歧視指控感到驚訝,他認為 "同性戀媒體 "對該書的反應是尷尬的,而採訪者則認為特里普被這種負面反饋傷害了。[34]

德比什爾否定了這本書,認為它是建立在 "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的基礎上,而且特里普沒有認識到性別歧視在那些反對同性戀的禁忌上發揮的積極作用,他通過 "先進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形式 "來看待同性戀,因此將其誤解為一個 "統一的、跨歷史的類別"。他還認為,特里普把性別歧視的重點放在男同性戀者身上,而幾乎完全忽略了女同性戀者,他把男、女性的性行為視為 "生物學上的必然",並忽略了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對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受壓迫的其他說法。他將特里普的作品與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米歇爾·福柯的作品進行了不利的對比。[29] 懷海德稱這本書是 "個人觀察和科普類社會科學的雜亂無章的的混合物"。她寫道,儘管有一些 "富有意義的思想內核",但特里普錯誤地認為 "各種形式的人類性行為以及人類對這些形式的各種反應都可以簡化為一套簡單的心理需求"。她將特里普的異性關係模式描述為性別歧視,批評他只關注男性同性戀,並指出他幾乎沒有提到同性戀解放運動。[30]

亨丁稱《同性戀搖籃》是偽科學,特里普是個 "博學的騙子"、缺乏公正性、"偏愛同性戀"。他認為,特里普認為同性戀優於異性戀、性激情取決於憤怒、從對同性戀行為的觀察中錯誤地得出了關於異性戀的結論、對性歷史有扭曲的看法、還對女性有負面的看法。他寫道,特里普的結論是同性戀與對女性的恐懼或憤怒無關、與家庭關係或對性取向認同的困惑的反映無關,然而這都是毫無根據的。[31] 在他的評論之後,歷史學家馬丁·杜伯曼、波默羅伊、喬治·溫伯格等人紛紛發來抗議信,亨丁對此進行駁斥。[35] 卡倫寫道,特里普提出了許多不合理的主張,例如,特里普宣稱同性戀男子的陰莖尺寸往往大於平均水平;又例如,特里普稱沒有經證實的案例,證明同性戀者能通過治療轉為異性戀。他指責特里普試圖使同性戀正常化或高尚化,詆毀異性戀和女性,並指責那些把他的工作歸為性研究政治化的人。[32] 索卡里茲批評特里普認為同性戀不是病態,認為同性戀比異性戀更可取,錯誤地聲稱同性戀男子更容易提前進入青春期,而且陰莖尺寸大於平均尺寸,對試圖使同性戀者轉變為異性戀的治療師進行 "誹謗",並鼓勵同性戀者不要接受治療。[33]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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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Tripp 1975,第iii–iv頁.
  2. ^ Tripp 1987,第iv–v頁.
  3. ^ Hamer & Copeland 1994,第176頁; Woodward 1995,第330頁; Lambda Book Report 2003,第5頁.
  4. ^ 4.0 4.1 4.2 4.3 Gannett 2004,第34–35頁.
  5. ^ 5.0 5.1 Duberman 1996,第44頁.
  6. ^ Lauritsen 1998,第89–90頁.
  7. ^ 7.0 7.1 7.2 7.3 Martin 2003,第[1]頁.
  8. ^ 8.0 8.1 Vidal 2005.
  9. ^ 9.0 9.1 Varnell 2005,第7頁.
  10. ^ 10.0 10.1 10.2 Nobile 1979,第36頁.
  11. ^ 11.0 11.1 Tripp 1987,第276頁.
  12. ^ Moor 2002,第25–36頁.
  13. ^ 13.0 13.1 Symons 1979,第271, 298頁.
  14. ^ 14.0 14.1 Murphy 1997,第98, 244頁.
  15. ^ 15.0 15.1 Halperin 2014,第45, 468頁.
  16. ^ Easlea 1981,第265, 304頁.
  17. ^ 17.0 17.1 Barnhouse 1977,第38, 54–57, 102–104頁.
  18. ^ 18.0 18.1 Dollimore 1991,第197頁.
  19. ^ 19.0 19.1 Posner 1992,第54頁.
  20. ^ 20.0 20.1 Hamer & Copeland 1994,第176頁.
  21. ^ Bell, Weinberg & Hammersmith 1981,第43頁.
  22. ^ 22.0 22.1 Whitmore 1975,第23頁.
  23. ^ 23.0 23.1 Fluckiger 1977,第169–171頁.
  24. ^ 24.0 24.1 Atlantic Monthly 1975,第118頁.
  25. ^ 25.0 25.1 Begelman 1977,第167–169頁.
  26. ^ 26.0 26.1 McKenzie 1975,第1639頁.
  27. ^ 27.0 27.1 Cameron 1976,第19–27頁.
  28. ^ 28.0 28.1 Lynch 1976,第4–5頁.
  29. ^ 29.0 29.1 Derbyshire 1977,第14頁.
  30. ^ 30.0 30.1 Whitehead 1977,第913–915頁.
  31. ^ 31.0 31.1 Hendin 1975,第283頁.
  32. ^ 32.0 32.1 Karlen 1976,第244–245頁.
  33. ^ 33.0 33.1 Socarides 1977,第341–343頁.
  34. ^ Lynch 1977,第8–9頁.
  35. ^ Duberman 1975,第290頁.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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