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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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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污染，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生態環境污染與治理的概況。

中國自2018年1月1日起禁止進口24種固體廢物，包括塑料和紙製品垃圾；自2021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固體廢物進口[1]。

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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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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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三北防護林
2003年，沙塵暴與灰霾侵襲下，中國東部的衛星雲圖。

2005年，世界銀行資料表明，世界上污染最嚴重30城市裡有20個中國城市[2][來源可靠？]。2005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估計，每年因空氣污染死亡的人數達35.8萬人[3]。2006年，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一份報告，世界上污染最嚴重20城市裡包括有16個中國城市[4][來源可靠？]。

2012年12月，根據綠色和平組織和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發表的報告，煤炭行業造成的空氣污染最高，占19%，其次才是車輛尾氣排放（6%）。2013年1月，細小的空氣微粒帶來最大的健康風險，北京的指數高達每立方米993微克，遠超世界衛生組織不得高於25微克的水平[5]。截至2013年，碗狀地形的北京有着顯著的工業，燃燒煤炭的逆溫帶來極端惡劣的空氣污染[6]。

為了應對日益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中國政府宣布了一項為期五年，耗資2770億美元的解決計劃。北方地區受到特別的關注，因為政府的目標是2017年污染特別嚴重地區的空氣污染物排放水平比2012年減少25%[7]。

2013年，國務院通過全國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設定PM2.5控制目標，並投入3.7萬億元防治大氣和水污染。中國各省份陸續出台大氣污染防治計劃[參 1][參 2]。

2014年初，中國環保部表示，在中國中部和東部地區省份出現灰霾，灰霾影響面積約為143萬平方公里，重霾面積約為81萬平方公里，20個城市發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污染呈加重趨勢[8]。2014年世界衛生組織發佈的2014年世界癌癥報告寫到：中國新增癌癥病例占全球總數的21.8%（307萬），癌癥死亡人數占世界總數的26.9%（220萬）；罹患率和死亡率均居首位。[9]

到2015年6月，世界經濟論壇的一篇文章中列舉了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沒有中國城市入圍[10]。

2017年底，地方政府基本完成京津冀煤改氣，與在其它地區的推動煤改氣、煤改電一樣，主要是為降低燃煤帶來的空氣污染。但此類替代政策一開始就在能效、經濟效益等方面受到質疑。但天然氣、電力產能不足也曾引發北方部分地區熱源緊張。

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空氣污染治理工作的推進，全國的空氣質量整體上改善，其中大城市的空氣質量改善速度明顯，監管相對缺失的欠發達地區空氣質量改善速度相對遲緩。但即便如此，中國中東部地區眾多城市的PM2.5濃度仍未達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空氣質量標準和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量準則值。


2013年中國大陸部分城市PM2.5年均濃度排名
排名 城市 PM2.5年均濃度（μg/m³）
1 河北省邢臺市 155.2
2 河北省石家莊市 148.5
3 河北省保定市 127.9
4 山東省濟南市 114.0
5 陝西省西安市 104.2
6 河南省鄭州市 102.4
7 天津市 95.6
8 北京市 89.5
9 湖北省武漢市 88.7
10 四川省成都市 86.3
1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 85.2
12 安徽省合肥市 84.9
13 湖南省長沙市 79.1
14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75.7
15 江蘇省南京市 75.3
16 山西省太原市 74.2
17 遼寧省瀋陽市 72.7
18 吉林省長春市 69.2
19 江西省南昌市 69.1
20 甘肅省蘭州市 67.1
21 浙江省杭州市 66
21 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 66
23 重慶市 63.9
24 青海省西寧市 63.2
25 山東省青島市 61.7
26 上海市 60.7
27 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 59.1
28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 54.7
29 廣東省廣州市 52.2
30 遼寧省大連市 50.7
31 貴州省貴陽市 49.4
32 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 43.7
33 廣東省深圳市 39.7
34 雲南省昆明市 35.5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二級標準 35
35 福建省福州市 33.2
36 浙江省舟山市 32.1
37 福建省廈門市 31.3
38 西藏自治區拉薩市 26.0
39 海南省海口市 25.6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一級標準 15
- 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量準則值 10
2019年中國大陸部分城市PM2.5年均濃度排名
排名 城市 PM2.5年均濃度（μg/m³）
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地區 110
2 河南省安陽市 71
3 河北省邢臺市 65
3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五家渠 65
5 河北省石家莊市 63
6 陝西省西安市 58
6 河南省鄭州市 58
8 江蘇省徐州市 57
9 山東省濟南市 53
10 天津市 51
1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 50
12 湖南省長沙市 47
12 安徽省合肥市 47
14 湖北省武漢市 45.3333
15 四川省成都市 43
16 北京市 42 [11]
17 江蘇省南京市 40
18 吉林省長春市 38
18 浙江省杭州市 38
18 重慶市 38
21 山東省青島市 37
22 甘肅省蘭州市 36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二級標準 35[12]
23 遼寧省大連市 35
23 江西省南昌市 35
23 上海市 35 [13]
26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 33
27 廣東省廣州市 30[14]
28 貴州省貴陽市 27
29 雲南省昆明市 26
30 廣東省深圳市 24
30 福建省廈門市 24
32 海南省海口市 17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一級標準 15
33 西藏自治區拉薩市 12
- 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量準則值 10[15]
34 青海省玉樹州 10

《2019年中國生態環境公報》[16]顯示，中國大陸降水pH年均值範圍為4.22（江西吉安市）～8.56（新疆庫爾勒市），平均為5.58。酸雨、較重酸雨和重酸雨城市比例分別為16.8%、4.5%和0.4%。2019年，酸雨區面積約47.4萬平方千米，比2018年下降0.5個百分點。酸雨主要分布在長江以南—雲貴高原以東地區，主要包括浙江、上海的大部分地區、福建北部、江西中部、湖南中東部、廣東中部和重慶南部。

2019年中國大陸部分城市酸雨頻率
城市 酸雨頻率
廣西桂林 75.50%
廣東珠海 62.20%
浙江杭州 54.60%
浙江寧波 47.60%
上海 44.50%
浙江溫州 44.40%
海南海口 33.50%
廣東深圳 28.90%
江蘇蘇州 26.80%
江蘇南京 22.00%
廣東廣州 15.40%
重慶 10.30%
廣西南寧 8.13%
湖北武漢 4.30%
安徽合肥 0
福建福州 0
北京 0

水資源問題與水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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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水資源受到水質污染和水量短缺問題的困擾。人口和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寬鬆的環境監管，提高了用水需求和污染狀況。政府已經作出回應，迅速興建水利基礎設施，提高監管力度，探索進一步的技術解決方案。燃煤發電站的用水需求給中國北方造成河流斷流的影響[17][18][19]。歷史上發生在中國的最大波赤潮是在2008年的黃海南部，赤潮可以從太空中觀測到[20]。2010年2月9日中國政府發表的第一次污染普查報告指出農藥與殺蟲劑是水污染的重要來源[21][22]。

2013年，英國《衛報》指，沿海污染現象造成棲息地質量下降，水華激增[23]。中國政府2014年的數據顯示，59.6%的地下水質量較差甚至極差[24]。

2018年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前，水資源的相關事項由幾個不同的政府部門負責：負責水污染的是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水資源本身是水利部的工作範圍；下水道由建設部負責；而地下水是由國土資源部負責[25]。2018年改革後，水污染防治相關職責被整合劃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

森林保護與土地沙漠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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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沙漠面積占總體約30%，北方的戈壁沙漠以每年約2500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張。北方遼闊的平原地區定期被黃河淹沒，美國學者研究指中國工業的快速發展、過度放牧和耕地的擴張會導致面積的增長[26]。

2006年，美國學者研究指，沙漠化依然是嚴重的問題，退化土地面積遠超耕地面積。儘管部分地區的沙漠化得到遏制，但其態勢仍在不斷擴大，約67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在沙漠化。90%的沙漠化發生在西部[27] ，2001年，政府發起「三北防護林」項目。該項目旨在建立一個4500公里長的綠化帶抵擋沙漠的侵蝕。工程第一階段是回復3.6萬平方公里的森林，於2010年完成，費用估計約800萬美元。中國政府認為，到2050年，大部分沙漠將恢復成森林。該項目可能歷史上最大的生態工程[28]。但亦有人指出了其他成效顯著的辦法[29]。

2009年，中國的森林覆蓋率有20%[30][31]，但全國範圍內擁有一些世界最廣闊的林地，使得保護森林成為工作重點。2001年，聯合國環境署（UNED）將中國列入「封山育林」名單，即有未開發的古老森林或自然再生長的樹林，屬15個國家之最[32]。封閉森林占中國國土面積12%，超過1.11億公頃。然而，環境署估計，中國的封閉森林中有36%正面臨着人口密度過高的壓力，環保工作尤為重要。2011年，國際保護組織將四川省西南部的森林，視為世界十大最受威脅的森林地區之一[33]。

據中國政府網站數據，中央人民政府1998年至2001年間在植被保護、農業補貼、退耕還林方面投入超過400億元[34]。1999年至2002年，770萬公頃的農田改為森林[35]。為此，中國政府不斷加大可持續發展和和諧生態建設的投入力度，對一些高污染和高排放行業進行整治[參 3]，繼續綠化和還林還草建設。

中國沙漠化得到了遏制。例如內蒙古庫布齊沙漠的防沙與綠化治理榮獲聯合國「環境與發展獎」。中國的森林面積增長速度世界第一，森林覆蓋率逐年增長。中國森林覆蓋率在2012年達到了20.36%[參 4][參 5]。中國還是世界上唯一個在防治荒漠化事業中做到『人進沙退』的國家。聯合國前副秘書長、里約＋20峰會秘書長沙祖康稱中國提前完成了聯合國為2030年實現土地退化零增長的目標[參 6]中國正在建設長江、珠江流域防護林體系建設、太行山綠化、平原綠化三期工程。[參 7]。

土壤污染與耕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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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全國土壤總超標率16.1%，耕地土壤點位超標率19.4%[36]。美國之音批評，化學肥料的過量使用已經導致土壤嚴重酸化[37]。中國農業土壤40%遭侵蝕，如不改善，會讓中國發生糧食危機。導致農業土壤質量退化的主要原因是氮肥使用過度，其餘原因包括工業污染，重型機械殺傷[38]。

2013年，廣州市食品藥品監管局網站公布了第一季度餐飲食品抽驗結果，結果顯示44.4%的大米及米製品抽檢產品發現鎘超標。[39]當時有農業局官員表示，其「並不是毒大米，吃一兩年沒問題」。[40]2020年4月雲南昭通市鎮雄縣銷毀一批來自湖南益陽的重金屬超標大米。

放射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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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廣核集團專家説法，中國的核項目均處在良好狀態並受到嚴格的管理並可以承受撞擊、爆炸等極端情況，出現核泄漏的可能性較低。[41]內蒙古包頭鋼鐵公司尾礦壩礦漿中含大量放射性金屬釷，因尾礦壩水泄漏，每年雨季時，洪水席捲着從尾礦壩滲出的水直排黃河。[42]與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鈾礦生產大國相比，中國的鈾礦礦體小、分布廣，且廢物量大，很多鈾礦冶企業位於人口稠密區，常常未設立明顯的隔離帶，存在更大的潛在風險。[43][44][45]中國平均每年發生放射源事故30餘起。在放射源丟失事件中，很多放射源都和其他廢舊鋼鐵進行了熔煉。廠礦企業是放射源發生丟失的主要地點。2003年至2009年，山東、陝西、山西、雲南、廣東、湖北、四川等地均發生了水泥廠放射源丟失事件[46]。

氣候變化與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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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引發各種形式的污染帶來了廣泛的環境和健康問題[47]。2011年，荊楚網指，中國化工企業存在着致命弱點：其一，法律存在「管涌」，不但會造成化工企業的責任心差，企業難免會設法降低成本，鑽政策法規的空子，而且公眾的切身利益很難保證；其二，國內很多限制條目，沒有標準，或標準寬泛，構成諸多潛在隱患；其三，監管檢測體系，既不夠完善，也不給力[48]。

對此，政府加大環保法規的修改力度，興建了許多積聚污染物的基礎處理設施，為環境改善該來變量。中國工業廢水排放量從1988年的峰值268億噸，下降到2000年的194億噸，2005年後穩定在240億噸；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從1981年的29.4%上升至2008年的92.4%。2008年度，中國工業廢氣排放量為403866億標立方米，工業煙塵排放量為671萬噸，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為19億噸。中國承諾2020年單位GDP溫室氣體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2005至201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19.1%，節能6.3億噸標準煤，相當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15億噸。[參 8]中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表示願意有條件接受2020年後的量化減排協議。[參 9]

2007年的一篇文章顯示，1980年到2000年間，能源效益大大提升。然而在1997年，由於經濟衰退的困擾，稅收政策和國家財政被引進快速工業化。該政策造成重化工業能源效益非常低。中國的鋼鐵廠每噸鋼所有能源，超過國際平均水平五分之一以上。水泥需要45%的能源，乙烯需要70%的能源，兩項均超過平均水平。中國建築很少有保溫的功用，使用兩倍多的能量用於加熱和冷卻，跟歐洲和美國的做法相似。95%的新型建築不符合中國自身的能源效益法規[49]。

2011年，世界資源研究所一項協助項目的報告指出，十一五規劃為應對能耗強度的惡化，設置了能耗強度提升20%的目標。報告指出，該目標有可能達到或接近實現。十二五規劃設定了能耗強度提升16%的目標[50]。

環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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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黨百年之際，北京西單立體花壇「美麗中國」。

1989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之前還頒布了《野生動物保護法》，後有修正）[51]。1998年中國水災發生後，國務院於1998年8月5日發出了《關於保護森林資源、制止毀林開墾和亂占林地的通知》，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要求各地「切實做好退耕還林工作」[52][53]。2006年，國家環保總局指出2004年污染損失達到GDP的3% [54]；另有估計認為環境損失達到GDP的5-10% [55]。2007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表示，政府不會再公布綠色GDP數據。美國《華爾街日報》稱，有關中國經濟增長環境成本估算數據，有礙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及形象，而備受爭議和過於敏感，一直受到地方政府官員的抵制[56]。

200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其報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新要求中，首次明確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目標。保護環境長期被中國政府列為一項「基本國策」，可持續發展立為一項國家戰略。但是，2007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發表政府工作報告之後，污染行業繼續可以獲得廉價土地、水、電力、石油和銀行貸款。而以市場為導向的措施，例如對石油和煤徵收附加稅，依然不在政府的考慮範圍內，儘管它們已被其他國家成功證明。腐敗的嚴重影響則是有效執行環保政策的另一大阻礙，地方當局無視命令並削弱中央決定的效力。作為對環境狀況持續惡化的回應，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開始實施「綠色GDP」工程，調整國內生產總值以補償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但由於數據相左該政策在2007年春天失去了官方影響。該項目的首席研究員聲稱省級領導終止了該程序。[49]

2008年6月1日，中國實行所有商品零售場實行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制度，禁止免費提供塑料購物袋。中國從十一五規劃期間開始大力實施節能減排工作，部分地區陸續整頓關停了一批污染嚴重的企業和單位，取得了一定效果。奧運會期間，北京市還創造性的對市區機動車進行單雙號限行，以減少尾氣對大氣環境的污染，從而保證了奧運期間的大氣質量。奧運會後，北京將單雙號限行措施改為按牌照尾號每周限行一天。

伴隨着經濟的發展，保護環境日益得到政府的重視，「保護環境」被定為一項基本國策，涉及環保的政府投入也逐年增加，但環保形勢仍然嚴峻。2013年，美國《紐約時報》批評，儘管中國推廣了清潔能源技術，但依舊沒能達到許多環境目標[49]。2014年，美國進步中心批評，改革開放後，快速的工業化和缺失的環境監管加劇了環境問題。美國進步中心指，中國的環境政策類似於1970年之前的美國，即中央政府頒布相當嚴格的法規，但實際監管和執行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負責，而地方政府更關心經濟的增長。美國進步中心認為，中國政府已經承認問題並開始作出各種回應，雖然有些改進，但仍然不足[57]。2014年，中國環境學者馬軍認為，目前大氣污染信息公開相對最好，水體污染次之，土壤污染最不透明。《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公布之前，環境保護部以國家機密為由拒絕了所有披露調查數據和方法的請求[58]。

2006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我們多次強調，中國絕不能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要給子孫後代留一片青山綠水」[59]。201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新環境保護法以幫助治理污染恢復被破壞的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規劃形式包括城鎮體系規劃、城鄉規劃等，同時針對國土設計了主體功能區，將國土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等四類主體功能區。

2017年1月，環境保護部在北京召開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對環境保護工作作出批示：「要著力推動大氣、水、土壤環境不斷改善，尤其是對社會反映強烈的長時間、大範圍霧霾問題，要科學深入開展成因、成份等分析，借鑒各方經驗，採取更有力度和針對性的措施，力爭取得更明顯的治理成效」。[60]

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61]，同時必須注重可持續發展[62]。

公眾關注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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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非盈利機構「中外對話」的數據顯示，2002年以來，環保部門受理的針對環境保護問題的投訴每年增加30%，2004年達到600,000件，而有關環境問題的群眾示威亦每年上升29%[63]。另外，據中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2007年的一篇署名文章，自那時起環境問題造成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每年增長29%[64]。公眾對環境問題的日益重視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得不顯示出提高對環境問題和創造可持續發展的關注程度。例如，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48次提到「環境」、「污染」和「環境保護」[65]。

2012年，美國《紐約時報》指，破壞環境行為導致了中國公民行動的增加[66]，一位退休官員指出2012年中國爆發了超過50,000起與環保相關的抗議事件[67]。

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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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積極參與有關氣候變化的對話以及其他多邊環境談判，亦表示認真面對環境問題的挑戰，又推動發達國家加大協助發展中國家的力度。

中國簽署了管制運送與棄置有毒廢料的《巴塞爾公約》、《蒙特婁議定書》以及《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等。中國也簽署了《京都議定書》。

2014年，美國進步中心批評，由於中國不民主，使非政府組織進行環境保護的力量受限[57]。

參考文獻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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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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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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