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拱北 (1917年)
陈拱北 Tân Kióng-pa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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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 | Kung-Pei Chen |
性别 | 男 |
出生 | 日治台湾台北厅锡口支厅 | 1917年12月27日
逝世 | 1978年2月23日 台湾台北市台大医院 | (60岁)
国籍 | 大日本帝国(1917年-1945年) 中华民国(1945年-1978年) |
别名 | K.P. |
语言 | 台语、日语、英语、华语 |
母校 | 庆应大学 台北帝国大学 明尼苏达大学 |
信仰 | 基督教 |
配偶 | 柯秀桢 |
荣誉 | 医疗奉献奖(1993年) |
陈拱北(1917年12月27日—1978年2月23日),台湾台北市松山区人,公卫学者,创办台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和研究所,被誉为“台湾公卫之父”,因在台湾建议以碘盐作食用盐预防甲状腺肿、调查嘉南乌脚病等贡献,去世后得到第三届医疗奉献奖特殊奖。
生平
[编辑]投入公卫教育
[编辑]陈拱北为1917年12月27日出生于台北松山基督徒家庭[1],家族与马偕[2]、杨志良有姻亲关系[3]。祖父陈能是四兽山煤矿矿主、父亲陈复礼是日治时代第二任松山区区长,两人在1895年詹振抗日事件时曾向日军讲情,让锡口街得以幸免[2]。
1942年,陈拱北自庆应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隔年就返回台北,进入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有感于当时公共卫生观念之贫乏,在妻子柯秀贞全力支持下,决定投入预防医学之研究工作[1]。他曾提醒庆应大学同学郭章垣回来台湾后要小心,但郭章垣依然在二二八事件时被处死,其馀同业卢炳钦、潘木枝、黄朝生、张七郎等人也遭杀害[4]。
1950年代,陈拱北在美援会赞助下,与李登辉同时到美国进修,日后两人在后来工作上,仍有不少交集[5]。陈拱北取得明尼苏达大学取得公共卫生硕士后,再回庆应大学得博士学位[6]。
1955年6月,陈拱北创办了台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和研究所,担任主任直到1972年卸任止[1]。该研究所系由台湾总督府热带医学研究所改制编入台湾大学,因此早年编制近似医学院,与其他研究所不同,拥有自己的事务组员、人事管理员、会计管理员及多名技士、办事员[3]。在任期间,他完成公共卫生人员进修班三十二届,共培育各地卫生局、所医师、牙医、药师、护士助产士、卫生稽查员、行政人员及卫生工程师共947名,也协助军医接受公卫训练,共结训军医138名[7]。台大医科毕业学生舍临床转读公共卫生的第一人林瑞雄,回忆当年他还是医科学生时,陈拱北特别允许他随时到办公室翻阅流行病学和统计的书籍,待考上研究所,便跟随教授上山下海从事流行病学调查[8]。同事会以“K. P”称呼陈拱北,他自己自嘲就是“干杯”教授的简称[7]。但育有三男一女的妻子不喜欢他喝酒,所以他每次应酬喝酒后,要司机将车停在居处的饶河街路边,待酒气消减才得返家[3]。前台大医学院院长魏火曜回想,陈教授很和善,人缘极好,许多医学院做不了的事,大家都会推派他出面接洽,他也通常都能圆满完成任务,而不以教授的威权去叫人信服,凡有人、有事求于他,他总会尽力去做,从不叫人为难,台大人尊称他为“教授中的教授”[7]。
陈拱北为培植师资,保荐教师出国进修,便筹设台北公共卫生教学示范中心,提供学员和教师实地观摩和临床经验[7]。因培养公共卫生人才众多,他被医界称为“台湾公卫之父”[1]。
预防甲状腺肿
[编辑]早在1915年,有“台湾医学之父”之称的堀内次雄接掌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校长,致力于研究台湾传染病的防治,并曾发现台湾人有甲状腺肿、和脚气病的普遍现象[9]。
1956年9月18日,陈拱北会同美籍专家江建博士等,率领台湾大学二十多位医学研究生,前往竹东镇调查流传于竹北、芎林、竹东、横山一带称为“大喉瘤”的怪病[10]。在这一连串的实地调查后,陈教授发现六家、芎林乡的甲状腺肿盛行率,但与这两地区仅一水之隔的竹东近郊,却只有10%到20%,显然与地区有关[1]。
二十世纪中叶,对于患甲状腺肿病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有认为是土地上或水中缺碘,或个体机能的差异,或由于毒物引起。据当时印度的调查发现地形对甲状腺肿病也有影响,越近山地形越高的地带,患病率越低。但从台湾四县六十一乡镇调查的地形分析,与印度的情况相反,近海的甲状腺肿病率最低,其次是沿海的乡镇,近山高原的乡镇居第三,沿著山地的十七个乡镇患病率最高。也就是越近山,甲状腺肿患病率也越高。[11]
陈拱北研判这些数据后,大胆尝试在新竹山区居民的食用盐中加碘,获农复会支持后,于1958年实施,前后历时三年[1]。当时参加计画、时任新竹县卫生院的张火生,回忆那时在食盐加碘的机械都没有,而是委托台大机械系代为设计后,设在竹北乡农会仓库,并找来供应竹北和芎林乡食盐经销商周水柳配合[12]。结果实验地区的一般民众甲状腺肿盛行率,男性由21.6%降为5.1%,女性由40.9%降为21.2%,男学童44.8%降为2.8%,女学童性则由58.6%降为5.7%[1]。
1964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拨款美金八万元协助台湾扑灭甲状腺肿大病症,并赠送六台食盐加碘机、碘化钙六吨及汽车一辆,于该年9月甲状腺肿患者较多的中台湾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四县市[13]。1966年,联合国捐助约十万美元的机器设备,分别装设在布袋盐场、七股盐场专作加碘之用,当年7月开始供应加碘盐,其最初二年所有加碘费用,全由联合国负担,二年后改由盐务总局负担[14]。因台盐具有完善盐务制度,使得全面性食盐加碘容易实施,在1960年代末,台湾成了亚洲第一个实施全面在食用盐加碘的地区[15]。
调查乌脚病症
[编辑]1950年代末期,台湾西南沿海的北门、布袋、学甲和义竹等地,开始出现乌脚病,于是王金河将嘉南沿海地带该病严重攀升的报告给陈拱北[1]。1958年2月,在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号召下组成乌脚病调查队,成员有陈万裕、陈拱北、吴新英、曾文宾及许见来等[16]。陈拱北至当地挨家挨户将所有及疑似病患姓名、地址造册,寻线查访,找出发病与饮食的关系,调查工作直到他去世为止[7]。
曾任台大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研究所长陈建仁表示,他之所以投身于公卫领域,即因学生时代即受陈拱北、吴新英教授等人的影响,他们在战后有恐于台湾卫生落后,传染病此仆彼起,毅然深入偏远乡间及海边展开公卫调查,包括疟疾、霍乱、乌脚病、肺结核、肝癌等研究[9]。和陈拱北同是乌脚病调查团成员、后来甚至因此意外中失去半身行动的吴新英,回忆下乡时他们都住在简陋的当地旅社,饮食等生活十分不便,但是陈教授从不以为苦,还在访谈一天患者后,玩起棋牌而忘了休息[7]。
陈拱北的研究团队发现乌脚病流行乡镇的居民使用两种井水,一种是大约只有3到5公尺深、水质带咸、可用桶子取水的浅井,另一种是深约30到100公尺、与地下水层接触的深井。由于深井取出的水质是淡水,所以当地人经常饮用,也因此特别容易得到乌脚病。研究团队发现深井水的砷含量特别高之后,陈拱北就像向政府提出建言,由省政府卫生处开始著手将乌山头水库和德基水库引到西南沿海乌脚病盛行地区,使得乌脚病不再流行于当地。[1]
因在公卫教学的成果,联合国聘请陈拱北为顾问,派往菲律宾、韩国、越南等地,指导当地公共卫生行政和改善乡村卫生[7]。他也是台湾首位获哈佛大学Cutter演讲会邀请做特别演讲的学者,继他之后第二位受邀者就是其学生陈建仁[17]。
制作癌症地图
[编辑]陈拱北以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方式的大幅改善和国民寿命的延长预测,癌症将成为台湾人健康最大的敌人,因而专程赴美搜集相关资料,并订定了中华民国癌症防治计画[7]。1977年11月底,他准备到国外参加一项医学会,却发现身体不适,就到台大医院检查,于12月6日开始住院[6]。身兼台大医学院癌症预防中心总干事的他,入院前一天,还作了一场防癌的演讲[1]。
在由外科主任许书剑召集的手术小组开刀后,发现是早期难以诊断、手术难以切除的胰脏癌,且癌细胞已蔓延开来,到无法切除的程度。医师不敢告诉真相,便对陈老师说谎是胰脏炎。当陈拱北住在医院度过六十一岁的生日,吩咐家属拿著寿饼分送给医学院和医院的相熟同事,许多接到他寿饼的人难过得想哭出来。[6]
至农历年前,陈拱北开始在病房交待他手上没处理完的公事[6]。他并在病榻上主持制作战后台湾第一幅癌症地图,做为研究之用[17]。这张癌症地理分布图是与吴新英、叶金川、郑玉娟共同制作,取名为“台湾地区乡镇市区及其他分类地区别各种癌症死亡率彩色地图”,统计1968年至1976年台湾人癌症死亡率,显示乌脚病盛行的乡镇有肺癌、肝癌、膀胱癌、肾癌和前列腺癌死亡率偏高的现象,暗示深井水的高砷含量扮演多发性致癌的角色,以及胃癌死亡率在山地乡明显偏高暗示原住民的生活饮食习惯[18]。
过完年后,1978年2月23日,陈拱北病情急转直下,台大医院急救延到中午,宣告不治,次日依遗言作病理解剖[6]。
身后
[编辑]1993年2月15日,第三届医疗奉献奖评审委员会公布陈拱北获得今年医疗奉献奖特别贡献奖,其推举理由是:陈拱北主张在食盐中加碘,才使三、四十年前台湾盛行的甲状腺肿大逐步消失;有关乌脚病因与癌症关系,也是依陈拱北调查而揭开谜题;最值得一提的是陈拱北对台湾医疗制度、公共卫生教育的开创,尤其是后者,台湾所有医疗界的领导者、公卫生学界、卫生政策决定者,例如卫生署长张博雅、副署长叶金川、台大教授杨志良、阳明医学院教授蓝忠孚等,几乎都是他的高足。[19]
当李登辉在1993年3月26日以总统身分见本届医疗奉献奖得主时,特别向代表特别贡献奖得主出席的陈拱北夫人致意,并说出他与陈教授相识的一段渊源[5]。
由陈拱北预防医学基金会赞助出版的《发现台湾公卫行脚》于2001年3月19日问世,讲述陈拱北等人的奉献[3]。2016年3月11日,台湾大学公卫学院举行《永远的陈拱北》新书发表会[17]。
2021年5月15日,位于松山松河街68号之陈拱北故居心旷神怡洋楼(陈复礼洋楼)遭拆除大半后,由台北市政府指定为暂定古迹,中止拆除作业[20]。9月27日,台北市文化资产审议委员薛琴、郭琼莹等人的审查会议上,通过列市定古迹,但被家族提出诉愿[21]。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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