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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之以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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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之以静政策,是在东晋初期由宰辅王导推行的政策。他以“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方针稳固政局、安抚百姓及抵抗外敌。他为政宽简,对世族息事宁人,自奉较俭约,协助司马睿政权迁至人生地不熟的江南,使得东晋得以立国。而后东晋的权臣桓温谢安亦依循他的方针。淝水之战获胜的基础也是建立于该政策。然而,因为镇之以静政策强调安定,往往不受治史者注意,甚至从误解到否定[1]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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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因为长期的民族摩擦导致五胡乱华,朝廷又因为内斗使得首都洛阳被攻破,西晋朝廷摇摇欲坠。都督扬州诸军事的司马睿王导的建议之下迁镇至建康,准备在江南建立新王朝。当时江东财富充裕,然而吴人不得志于晋室,吴姓世族对晋廷保持怀疑的态度。当时在吴姓世族中,以义兴周氏及吴兴沈氏并为江东二豪,而吴郡朱、张、顾、陆四氏居次。江东百姓甚至有意光复吴国,发生了三次叛乱。后由世族义兴周玘所平定,史称三定江南。此外,东晋内部还有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侨居者和在地者的冲突。

当北方诸胡攻灭西晋后军势强盛,伺机南侵。而东晋新立,在军力、财政方面皆不足。司马睿能否获得内部各世族及诸郡的拥护还未知。所以,如何协调和安定内部,进而抵抗北方各族的军事攻势,是东晋立国之初所面对的重要大事。在苏峻之乱平定后,有人主张迁都至豫章会稽。而王导力排众议,他认为“北寇游魂,伺我之隙”,采用“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方针方能稳定东晋局势[2]

经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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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在经济方面,采行“宽众息役,惠益百姓”的方式,为东晋朝廷的经济打下基础。当时公卿世族的特权如荫客制之类权利过重,所以为了减轻农民课税负担,王导采用种种政策来限制世族经济利益来实现惠益百姓的目标。例如咸和土断度田收租、禁止霸占山泽(颁布于壬辰诏书)等方式。

《晋书·食货志》提到:“太元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这就是镇之以静政策推行以来,在经济方面的成果。

政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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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王导以来,主要将“不存小察,弘以大纲”视为政治方针。目的是将各层次的力量团结起来,一致为朝廷抵御北方各族的入侵。司马睿迁镇之初,吴姓世族对晋廷保持怀疑或轻视的态度[3]。当时吴姓世族以义兴周氏及吴兴沈氏最盛,并为江东二豪,而吴郡朱、张、顾、陆四氏居次。

王导向司马睿提议先取得顾荣贺循的支持,进而获得江南士族的拥护。顾荣、贺循为江东名族,又是江东士大夫的领袖,他们出仕东晋,稳定江东绝大部分的豪强地主。然而周玘等吴姓世族认为“中州人士佐佑王业,而玘自以为不得调”,有意叛变,但事泄未果,周玘忧郁而死[4]。其子周勰继之,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叛变,但被其叔周札泄密而未果。王导主张平定,而后晋室分化周、沈二氏,使其先后崩溃,并将亲晋的朱、张、顾、陆四氏递升。

为了避免侨姓世族和吴姓世族为经济势力发生冲突,侨姓世族避免入侵吴姓世族在吴郡吴兴义兴三吴的经济势力。转向浙东会稽闽地发展。

军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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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方面,东晋采用“以攻为守”的策略来对付北方各国的威胁。由于东晋初期国力不盛,所以没有大规模北伐的企图。司马睿任命祖逖北伐,命他相机进取,但军力不多。桓温的四次北伐之中,最多亦五万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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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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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万绳楠(1994年):《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八章〈论淝水之战前东晋的镇之以静政策〉,第181页。
  2. ^ 《晋书·列传第三十五·王导》提到,导曰:“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弘卫文大帛之冠,则无往不可。若不绩其麻,则乐土为虚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
  3. ^ 《晋书·列传第三十五·王导》提到:“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
  4. ^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八》提到周玘临死前,告诉他的儿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子(粗野卑贱;当时南方人骂北方人语)也;能复之,乃吾子也。”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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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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