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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至1969年日本大學抗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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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至1969年日本大學抗議活動
六八運動和冷戰的一部分
地點
 日本
起因日本新左翼崛起
方法佔領教學樓
衝突方

日本 日本國政府

領導人物

無統一的領導：

1968年至1969年，日本多間大學爆發學生運動，造成全日本多所高校被迫關閉，史稱「大學紛爭」[1]或「大學鬥爭」[2]。這場運動是1968年全球示威浪潮的一部分[3]，也是1960年代末日本諸多抗議活動的其中一場，同期的抗爭事件還包括1966年起的三里塚鬥爭[4]及1970年的安保鬥爭[5]。運動初期為學生抗議大學內部的實際問題，其後學生於1968年成立全學共斗會議。至1969年，日本當局通過《有關大學管理的暫行措施法（英語：Act on Temporary Measures concerning University Management）》，授權警方驅散示威學生。

學生最初組織抗議活動是為反對東京大學醫學部的無薪實習制度。作為多年來在學生組織及學生抗議活動中建立起來的勢力，日本新左翼陣營中的學生組織開始佔領校內的建築物。抗議浪潮後來蔓延到了日本大學，該校學生對大學董事會涉嫌腐敗表示不滿而抗議，但抗議所含的意識形態成分較少，更側重於實際問題，因為該校一直以來都是傳統、保守的風氣。後來，運動繼續蔓延到日本的其他高校，繼而升級為校園內及街頭的暴力運動。1968年底，時值學生運動的高峰，數千名學生闖入東京最為繁忙的車站新宿站製造騷亂。與此同時，學生團體之間的矛盾開始在學生內部蔓延。1969年1月，警方包圍了東京大學校園，結束了該校的抗議活動。然而警方的行動重新燃起其他大學學生的激情，其他大學的學生運動仍在繼續。然而，隨着公眾對學生的支持不斷衰減，再加上警方不斷壓制抗議活動，示威浪潮逐漸式微。至1969年，日本當局通過《有關大學管理的暫行措施法（英語：Act on Temporary Measures concerning University Management）》，為警方採用更有力措施提供法律基礎。儘管如此，從新左翼勢力中分裂出來的聯合赤軍等團體仍繼續暴力行動，其行動持續至1970年代。

抗議學生受到卡爾·馬克思、列夫·托洛茨基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思想啟發，也信奉讓-保羅·薩特、阿爾貝·加繆等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以及日本詩人、評論家吉本隆明的本土哲學[6]。吉本隆明對「自立性」及「主體性」的解釋，建基於他對丸山真男等日本知識分子所解釋的進步自由主義的批判，其中丸山真男被吉本隆明批評虛偽[7]。而學生對「主體性」的熱愛，對「自我否定」和「自我批評」的逐漸看重，最終讓正常運動分崩離析[6]。

這場運動也讓田中美津（英語：Mitsu Tanaka）的女性解放運動（英語：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抬頭。雖然大多數紛爭在1970年代得到解決，抗議學生重新融入日本社會，但運動所形成思想進入到日本的社會圈，給村上春樹、村上龍等作家帶來了啟發。學生的政治訴求讓教育改革成為日本政府的優先事項，推動當局以中央教育審議會（英語：Central Council for Education）等組織進行改革。在流行文化領域，這場運動也有諸多改編，包括若松孝二2007年電影《聯合赤軍實錄：通向淺間山莊之路（英語：United Red Army (film)）》。

運動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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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後不久的日本共產黨領導人德田球一、野坂參三與志賀義雄（自左向右）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1952年，佔領日本的同盟國勢力為日本政壇帶來重大改變。同盟國勢力廢除了戰前通過的，專門用來打擊左翼團體和左翼人士的《治安維持法》，因該法被監禁的左翼人士隨即獲釋[8][9]，日本共產黨及日本社會黨成為合法政黨，給日本政壇帶來深遠影響。其後日本共產黨逐漸獲得學生之間，學生開始與左翼活動人士建立聯繫[9]。同盟國勢力也版發佈了戰後的《日本國憲法》，為政治團體帶來了生存共同，同時賦予工人組織政治團體的權利。左翼團體紛紛對新憲法表示支持，學生對新憲法也很維護，而且每當日本政府反對他們的行動的時候，他們都會以憲法捍衛自己的權力，批判當局行為違憲[10]。

同盟國勢力也重塑了日本教育體制，廢除了教育敕語，教育行政體系去中心化，新入美式的六三三四學制（即小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11][12]，其中至少九年為強制教育[13]。而高等院校的錄取率仍然維持低位，入學競爭仍舊激烈。1949年通過的《國家學校設立法》進一步擴張了高等教育體系，眾多地方高等教育機構被整合為國立大學，確保每個縣都有國家支持的大學[14]。這種標準化後來導致越來越多的學生準備繼續上高中，從而導致文部省設立更多的私立高中。截至1960年代，日本高中畢業生人數增長90%，這讓高等教育機構面臨擴張壓力，就連中學也開始轉設為高等教育機構[15]。

1956年召開的全學聯第九屆中央委員會會議

伴隨着學生群體對左翼勢力的同情心不斷攀升，社會主義學生團體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於1948年正式成立。1947年至1948年間，全學聯勢力加入了親共學生發起的反大學學費上漲活動，在活動中獲得成長。全學聯成立，讓學生運動有了一面可以在底下團結起來的旗幟[16]。1950年代，新左翼運動在全學聯內部不斷發展，並在學生運動中興起，而當時全學聯還不是日共的隸屬組織。全學聯的部分學生領袖脫離日共，轉而成立列寧主義團體共產主義者同盟，以卡爾·馬克思成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來命名。另一方面，信奉列夫·托洛茨基理論的團體合併為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共產主義者同盟內部激進程度較低的全學聯領導人則領導社會主義學生同盟[17]。這些派系從日本共產黨手中奪取了新左派對全學聯的控制權[18]。

1960年，由日本共產黨、日本社會黨、全學聯等左翼政治團體連同工會代表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發起安保鬥爭，反對《美日安保條約》[19]。在全學聯看來，《安保條約》標誌着他們政治綱領的更新及加強，代表着新左翼對舊左翼的碾壓[20]。1960年安保鬥爭期間，左翼陣營的兩大領軍人物丸山真男和吉本隆明分道揚鑣。丸山真男認為抗議活動是「主體性」概念（即社會獨立於國家與自我的自治理念）的體現，也是民主理想的閃亮燈塔；吉本隆明則認為抗議活動是資本主義的異化，並不是捍衛民主的行動。吉本隆明批評丸山真男和他的一眾擁躉「兩面派」「虛偽」，並反對「主體性」，認為他們自以為是反對戰爭及大眾民主的先驅[21][22]。新左翼勢力，尤其是共產主義者同盟採納了吉本隆明的思想，以及吉本隆明對丸山真男及進步主義勢力的批評。全學聯公開抨擊日本共產黨、進步派和其他被認為是「建制派」的勢力，稱「建制派」組織破壞自身自主性，以先鋒隊取代，威脅了「主體性」[23]。這此事件標誌着新左翼勢力正式與佔主流的進步主義思潮及正統的斯大林主義分道揚鑣[23]。

到1960年代末，日本各大學的就讀人數創下歷史新高，東京的52所大學為新左翼激進分子提供了避風港。由於日本戰後缺乏出版物審查制度[8]，學生們可以負擔起馬克思主義文本的印刷價格，再加上在校的空閒時間比較多，越來越多學生走上了激進政治的道路。伴隨着戰後嬰兒潮世代步入大學，大學不得不進行大幅擴招以適應這一情況。日本社會緊張局勢不斷加劇的同時，學生運動自安保鬥爭以來大體處於蟄伏狀態，各高校內部局勢變得越來越不穩定，最終引燃了1968年的學生運動[24]。

初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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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大學本鄉校區的標誌性建築安田講堂

1965年和1966年，慶應義塾大學和早稻田大學分別再度出現學生運動，抗議學生率先使用「全學共斗會議」一詞來指代負責協調抗議活動的學生組織[25]。早稻田大學的抗議持續了150天，到結束時候，全日本的學生運動都已平息[26]。1967年底，東京大學推行極具爭議性的改革，醫學部學生需要義務擔任六年的實習醫師，引發學生於1968年初罷課[27]。1968年2月19日，學生與教師之間圍繞義務實習問題爆發衝突，有17名學生遭到懲處，4名學生被開除出校[28]。同年3月的畢業典禮期間，醫學部學生闖入典禮會場，稱校方對部分學生的處罰過於「荒謬」；在校方懲處的學生當中，有一名學生在衝突當天不在東京，而是在九州。後來防暴警察到場維護典禮秩序，學生轉而在6月份佔領安田講堂。東大校方決定採取措施，從學生手中奪回講堂，清走學生架設的障礙。校方舉動引起學生群體不滿，他們沒過多久就重新佔領了講堂，同時號召來一場總罷課[29]。

東大醫學生的抗議活動蔓延到其他高校。最先受到影響的是日本大學，1968年5月，該校的8.6萬名學生中，有1萬名學生參與示威，抗議校董會違規挪用20億日圓資金[30]。學生指責校董會利用「大量產出的大學發財」[31]。當時各高校學生所接受的政治意識形態各不相同，身為精英的東大學生同情左翼勢力的遭遇，日大的學生則更為保守、克制。儘管如此，各校學生採用的抗議策略大同小異，手段不外和佔領校園建築物，這個行動讓全學共斗會議團體得以在各高校成立[32]。

全共鬥成立與運動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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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頂刻有「全共斗」字樣的頭盔
手持武鬥棒的示威學生

1968年7月，東大學生成立了全學共斗會議[註 1]，負責協調全日本各高校的抗爭行動，無派別研究生山本義隆當選組織領導人[29]。儘管全共斗組織早已存在，其模式真正得到推廣還是在東大內部，而東大的全共斗模式成了後來全共斗的主流闡釋[25]。全共斗採用無政治派別人士進行行動[註 2]，讓這些不尋求革命、與全學聯或日共無聯繫的人士曝光。在全共斗創立前，無政治活動人士被分割成39個隸屬於全學聯、反對日本共產黨的組織和一個親日本共產黨組織。全共斗協助擴大了抗議者的範圍。與只有本科生參與的1960年安保抗爭不同，全共鬥成員包括畢業生及部分職員[35]。日本大學的全共斗組織則幫助學生抵抗保守思潮對學生運動的影響[36]。

同樣在1968年7月，東京大學的全共斗組織要求大學全體高級醫務人員辭職，導致東京大學醫院院長與醫學部主任於8月10日辭職[37]。同樣在7月，談判破裂，校園內再次出現暴力事件，全共斗逐漸失去了對不同組織的控制。11月，從托派組織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出去的日本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挾持了九名教授，包括文學部院長林健太郎（日語：林健太郎 (歴史学者)）。回想起學生的抗議活動，林健太郎說有很多教授像他一樣沒日沒夜地被學生粗暴拷問、言語虐待[38]。另一個全學聯組織日本社會主義青年同盟解放派（英語：Shaseidō Kaihō-ha），以及與日本共產黨結盟的全學聯集團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也在這個時候出現。這些組織把派系文化帶進校園，每當無派別學生介入鬥爭的時候，他們要麼把無派別學生分開，要麼提供急救。抗議學生的三方內部矛盾大多在東大駒場校區出現。同年12月，早稻田大學的日本社會主義青年同盟解放派與日本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因盜竊論文產生的指控蔓延到東大，東大各個學生派系佔領了隸屬於東大文學部的建築，設置了障礙。這場風波持續了三個禮拜，革馬派離開全共斗[39]。從那時起，全學聯的各個組織佔領了不同建築物[40]。

與此同時，抗議浪潮蔓延到日本的其他高校，抗議學生的訴求各不相同。在關西學院大學和東北大學，學生抗議學費上漲。在神奈川大學和別府大學，學生要求學校實行民主化。在同志社大學和早稻田大學，學生的主要訴求是讓學生在選舉大學校長中發揮作用。在長崎大學和花園大學，學生目標是控制學生會大樓[37]。上智大學關閉校園半年。一架美國噴氣式飛機撞向九州大學的計算機中心，導致學生發起反美示威，要求關閉福岡機場[41]。截至1968年底，有67所校園被學生控制，數百所校園受到學生騷擾侵襲[42]。示威活動還蔓延到學校外面，其中數千名學生於10月21日（國際反戰日）闖入新宿站製造騷亂[43][44]，促使警方動用《暴亂集會犯罪法》清場[45]。騷亂規模不斷擴大之下，民眾的反對聲浪與日俱增，對警察的支持也逐步增加，使得警方動用更多武力來進攻被佔領的校園，其中上智大學的抗議活動於1968年12月警方圍攻校園行動中收場[46]。

到1968年秋天，暴力行動不斷升級，警方認為學生加入了當時較為普遍的反自由民主黨運動，這場運動的參與方包括反對黨及工會。然而，隨着暴力行動的不斷升級，支持學生的民眾越來越少，讓警方得以專門針對學生激進分子[47]。學生用木頭或竹子製作木棍，稱之為「武鬥棒」[48]，為學生提供實現政治目標的有效手段[49]。

日漸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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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中有一片寂靜
戰爭中有一片和平
鬥爭中有一片秩序
佚名，安田講堂牆壁上的一首詩歌[50]

1969年初，學生們對抵抗警察很有信心。隨着暴力活動不斷升級，當局取消了1969年春季的大學入學考試[51]。與此同時，東大校園內的情況情況很熱鬧。全學聯的親共組織青年同盟佔據上風，促使全共斗派從日本大學和中央大學調來學生增援。不少東大學生感到理想破滅，投票決定停止罷課。然而，頑固派躲在安田講堂等大樓內，為警方圍攻校園的行動作準備[52]。

1969年1月19日，數千名警察進入東大校園。作家三島由紀夫很擔心這次圍攻行動，聯繫了警方，要求他們謹慎行事。全學聯各派系與全共斗之間的矛盾仍在加深，即便他們的力量已大幅度減弱，安田講堂內的人仍覺得他們會贏得這場鬥爭。到周末結束的時候，警方佔領了東大學生運動最後據點，安田講堂的屋頂[53]。這次行動讓學生運動落入冰點，被學生佔領的大學校園減少到33座[51]。圍攻行動過後，三島由紀夫向學生發表談話，期間批評學生沒有做足犧牲的思想準備[54]。另外，圍攻行動的現場畫面被電視轉播，點燃了其他地方學生的激情[55]。

圍攻安田講堂的行動結束後，各地爆發學生騷擾，學生佔領的校園從33處飆升至3月77處[55]，到4月再升至111處[35]。當局對抗議活動的關注較低，警方則對抗議活動加強戒備[56]。2月，日本大學的圍欄遭到拆除，學校重新上課，大學入學試則在警方的重兵把持下進行[57]。與此同時，外界把關注投向京都大學，京都大學的全共斗派與學校管理層支持的青年同盟分會發生激烈鬥爭。日本大學的鬥爭結束後，全共斗學生宣佈京都市市中心為「解放區」，警方隨即抵達現場對付學生。京都大學的抗議逐漸平息後，入學試於3月份在京都各地的應急中心舉行，警方重兵看守[58]。沖繩戰役陣亡將士慰靈日（英語：Okinawa Memorial Day）當天，學生在東京市中心抗議美國佔領沖繩縣的時候，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6月，學運熱潮重燃，學生與其他左翼組織聯合，共同反對越南戰爭[59]。

1968年底，首相佐藤榮作任命此前要求對大學虧空問題進行特別調查的坂田道太擔任文部大臣。為了回應外界要求政府介入各大學的呼聲，坂田道太於1969年5月頒佈了《有關大學管理的暫行措施法（英語：Act on Temporary Measures concerning University Management）》[60]。在日本政府不斷在國會推動該法通過後，該法於8月正式實施[61]。法案要求成立大學爭端特別委員會（英語：Central Council for Education）[62]，同時賦予大學管理層出動防暴警察來解決與學生糾紛的權利[63]。這項立法對於本已日漸衰落的學生組織來說是沉重的打擊，也是其消亡的關鍵因素之一[64]。

到1969年底，學生已經支離破碎。許多路障已被拆除，暴力事件也慢慢消散[65]。1969年成立、活動在9月份日比谷公園集會中達到高峰的全國全共斗，其組織也變得支離破碎。由此，學生運動變得孤立[66]。雖然全共斗各派之間的團結已經不再，學生們還是繼續在街頭製造騷擾，關注點也更多投向反對越戰及即將更新的《美日安保條約》[67]。至1970年，各校的局勢回歸正常[68]。

分崩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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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代代木派（即反對日本共產黨[註 3]的左翼團體）、民青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內訌一直困擾着各大學的鬥爭活動。在托派的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有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全國委員會（中核派）和日本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革馬派）兩大派別[70]。中核派認同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觀點，認為大學機構已從其先前的自由地位轉變為資本主義，鬥爭象徵着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革馬派認為由於大學本身有帝國主義性質，學生永遠無法通過進入學生的管理層來影響社會[71]（這一派也反對全共斗，雙方曾於1969年底在早稻田大學起過衝突）[72]。兩派儘管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在政治上還是有分歧，其中中核派提倡把重心放在建立反斯大林主義政黨上面，革馬派則更多地把焦點放在階級鬥爭及動員無產階級上面。中核派批評革馬派是小資產階級[73]。解放派（英語：Kaihō-ha）認為大學的問題在於其教育理念，即讓學生做好成為工業「奴隸」的準備。與其他學生團體相比，共產主義者同盟更為等級森嚴。從意識形態層面來看，他們的關注度是保衛日本民主免受法西斯主義侵害，而不是摧毀大學[74]。持改良派立場的日本民主青年同盟則和日共同一陣線，認為與教授們妥協是可行的，同時把最終對手定為文部省的壓迫力量[71]。民青在反對全共斗、反對全共斗佔領校園方面發揮關鍵作用[68]。

思想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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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age of Takaaki Yoshimoto
吉本隆明被譽為日本新左翼的「先知」

學生們對「主體性」的解讀對他們自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一開始，這些抗議就是日本學生反對1960年代安保鬥爭中進步人士放棄「主體性」的一環[75]。學生們希望能有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同時希望能和其他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們一起鬥爭來確定自我的「主體性」[76]。這一時期的學生們追捧各種存在主義的書籍，比如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和阿爾貝·加繆的《異鄉人》[77]。

研究日本新左翼的學者威廉·安德魯斯認為學生們對「主體性」的解讀和讓-保羅·薩特的「自欺（英語：Bad faith (existentialism)）」理論類似，因為學生們認為，個人的信念和主觀能動性要比黨派路線來的重要。這也使得他們一再在抗議中強調「自我批評」和「自我否定」[76]。

抗議過程中，東大的學生們曾被採訪詢問他們為何而戰，大多數學生說他們是為「堅持自我」或「改造自我」而戰，說他們拒絕接受任何他們認為是「改良主義」的東西，比如說具體的改革方案。他們的目標總體上來說非常模糊，一名全共鬥成員說鬥爭就是為了鬥爭本身[78]，一些學生則回答說就只是想鬥爭，沒有想那麼多[79]。參與抗議的學生們，特別是參與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學生，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認同了一種簡化版的吉本隆明的理論。學生們對「主體性」的追捧最終導致了自身的瓦解——他們本就希望抗議活動的結果能夠達到「自我否定」[38]。

時任東大文學部部長的林健太郎反對對「主體性」的解讀，批評學生們進行的是「虛偽的自我否定」，指他們一邊說着「與東大同在」，另一邊卻享受着東大學生的種種特權[80]。被學生們視作「先知」的吉本隆明也對學生們多有批評，比如認為他們被一種「共同幻想」所包裹[81]。

後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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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末的左翼抗議活動反而使得左翼失去了公眾的支持，1969年的第32屆日本眾議院議員總選舉中，日本社會黨一次失去了51席。左翼所擁有的影響力、權力和公眾形象的衰落以及警方的審查一同導致了1970年安保抗議活動的失敗[65]。

68年抗議活動的失敗造成了他們自己的認同危機。村上春樹在《且聽風吟》等書中描繪出了年輕人在學運退潮後的疏離感[82]。除了村上春樹外，三田誠廣（日語：三田誠広）的小說《我是什麼》，村上龍的小說《69 sixty nine》都對這一時期的年輕人進行描繪[83]。圍繞安田講堂攻防戰的文學作品甚至形成了一種新的文體，「全共鬥文學」，這類作品多出版於全共斗結束後的10年到20年間，通常會有強烈的情感描寫，以及失望、困惑和失敗的意象[84]。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在《符號帝國》中用專門的一章探討了全學聯[85]。

日本學生的抗議活動並未產生像聯盟90/綠黨這般相對溫和的改良團體。小熊英二認為這有三個原因，其一是學生們拒絕接受任何具體的目標，也沒有道義方面的目標；其二是日本經濟的持續增長使得這些活動家不得不參與到傳統社會的生產中；其三是各種左派團體內存在的僵化結構及馬克思主義結構[86]。不過，一些更好戰的學生的確組織了自己的新式團體，像是聯合赤軍和日本赤軍。對這些學生而言，他們在大學內參與的抗議活動只是他們的一小步而非終點[66]。這些更好戰的學生後來參與到了諸如淀號劫機事件和淺間山莊事件這樣的事件中[87][88]。若松孝二2007年的電影《聯合赤軍實錄：通向淺間山莊之路（英語：United Red Army (film)）》描繪了這些更激進團體的歷程[89]。

日本女權主義也隨着抗議活動的結束而興起。日本社會的傳統價值觀限制了女性的抗議能力，而在抗議活動中，日本的女性有了參與公共事務的條件和機會[90]。而女學生在抗議活動中並未被與男學生平等對待則使女性進一步意識到校園中存在的性別不平等。女權活動家田中美津（英語：Mitsu Tanaka）在《從廁所開始的解放》一書中便倡導女性解放運動（英語：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91]，田中美津還批評新左派團體的內訌過於男性化、資本主義化[92]。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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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簡稱「全共斗」[33]
  2. ^ 這些活動人士被稱為「無政治」[34]。
  3. ^ 因日本共產黨的黨部在代代木而得名[69]。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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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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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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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期刊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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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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