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內容

冷戰 (1962年—1979年)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1970年冷戰局勢及聯盟地圖
1975年的阿波羅與聯盟號太空交會，是緩和時期美國和蘇聯合作的嘗試之一。

從1962年10月底古巴導彈危機結束並在1969年正式開始緩和期，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末結束的冷戰歷史如下所述。

在此期間，儘管內部發生了約翰·甘迺迪遇刺案、民權運動以及對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的反對運動，美國仍然保持了與蘇聯的接觸。

1968年，東方集團成員捷克斯洛伐克試圖進行改革（布拉格之春），隨後被蘇聯和其他華約成員國華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入侵，強行恢復了蘇聯模式。1973年，美國撤出了越南。雖然共產黨在一些東南亞國家奪得了權力，但他們隨後因中蘇交惡而分裂，隨着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遜訪華，中國開始向西方陣營靠攏。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第三世界因為蘇聯支持的政府（如利比亞、伊拉克、敘利亞、埃及和南也門）和由美國盟國（如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而不結盟國家則越來越多。

蘇聯和其他東方集團國家經濟繼續停滯不前。1973年石油危機之後，世界範圍內出現了通貨膨脹。

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第三世界和不結盟運動

[編輯]
冷戰歷史
起因（英語：Origins of the Cold War）
時期
相關話題

去殖民化

[編輯]
更多資訊：去殖民化

冷戰的政治局勢受到非洲、亞洲非殖民化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拉丁美洲非殖民化的影響。新興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需要使它們容易受到外國影響和壓力。[1]這個時代的特點是反殖民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其主要由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支持。[2]蘇聯領導層對剛剛起步的前殖民地事務非常感興趣，因為他們希望在那裏培養社會主義國家，使他們的經濟和戰略資源無法流向西方。[1]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渴望建立自己的全球勢力圈，並試圖在非殖民化運動中發揮領導作用，加強其作為一個非白人、非歐洲農業國家的形象，因這個國家也曾遭受西方帝國主義的蹂躪。[3]兩國都將全球非殖民化作為改變世界對西歐和美國的平衡的機會，並聲稱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使他們自然傾向於社會主義。[3]

西方對與共產主義集團就殖民地問題進行常規戰爭的恐懼很快轉變為對共產主義顛覆和代理人滲透的恐懼。[4]在許多殖民地，被殖民的原住居民和殖民者之間的巨大財富差距為許多反殖民政黨採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5]這為西方的宣傳提供了彈藥，這些宣傳譴責許多反殖民運動是共產主義的代理人。[2]

隨着非殖民化壓力的增加，即將離開的殖民政權試圖將權力移交給溫和派和穩定的地方政府，這些地方政府承諾繼續與西方保持經濟和政治聯繫。[5]然而政治過渡並不總是和平的，例如以英語為母語的南喀麥隆爆發了暴力事件，原因是在與脫離法國獨立的持法語的喀麥隆中央政府矛盾重重。[5]剛果危機是隨着比屬剛果的解體而爆發的，當時剛果新軍對其比利時軍官發動兵變，導致歐洲人口外流，並使該領土陷入了一場內戰，這場內戰在整個1960年代中期席捲全國。[5]葡萄牙試圖積極抵制非殖民化，並被迫在其所有非洲殖民地與民族主義叛亂作鬥爭，直到1975年。[6]羅得西亞存在大量白人住民的存在使那裏的非殖民化努力複雜化，而前者實際上在1965年發佈了一項單方面的獨立宣言，以阻止其被屬於多數人的非洲黑人統治。[7]儘管受到聯合國的禁運和與兩個敵對游擊隊派系（分別由蘇聯和中國支持）的毀滅性內戰的影響，脫離的白人政府在羅得西亞一直保持權力直到1979年。[7]

第三世界聯盟

[編輯]
更多資訊：不結盟運動

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制定了一項戰略，將冷戰轉變為他們所謂的「創造性對抗」——在保持不結盟狀態的同時，讓冷戰參與者發揮自身優勢。不結盟的外交政策將冷戰視為國際事務中一個悲劇性和令人沮喪的因素，其阻礙了鞏固新興國家及其結束經濟落後、貧困和疾病的努力的首要任務。不結盟運動認為，與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國家和平共處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印度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將中立主義視為在不結盟國家中打造「第三股力量」的手段，就像法國的戴高樂在20世紀60年代試圖在歐洲所做的那樣。埃及領導人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為追求自己的目標而在集團之間進行的策略就是一個例子。

第一次這樣的努力是1947年在新德里舉行的亞洲關係會議，承諾支持所有反對殖民統治的民族運動，並探討亞洲人民的基本問題。也許最著名的第三世界秘密會議是1955年的非洲和亞洲國家萬隆會議，討論共同利益和戰略，最終導致1961年成立了不結盟運動。代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29個國家出席了會議。與新德里一樣，反帝、經濟發展和文化合作是主要議題。第三世界大力推動在國際組織特別是聯合國中獲得發言權，並承認其新的主權地位。這些新國家的代表對輕視和歧視也極為敏感，特別是基於種族的歧視。在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生活水平都低得可憐。一些國家，如印度、尼日利亞和印度尼西亞，正在成為地區大國，而大多數國家又太小又太窮，無法獲得這一地位。

聯合國大會最初有51個成員，到1970年已增至126個。曾經佔主導地位的西方成員國在所有成員國的比率已經下降到40%，而此時亞非國家開始掌握權力平衡。隨着前殖民地贏得獨立，聯合國大會的隊伍迅速壯大，從而形成了一個由拉丁美洲成員組成的龐大的投票集團。共產黨人強化的反帝情緒常常轉化為反西方立場，但不結盟國家的主要議程是確保通過社會和經濟援助措施。然而，超級大國拒絕為這些項目提供資金往往會削弱不結盟聯盟的效力。萬隆會議象徵着繼續努力建立旨在第三世界國家之間建立統一政策和經濟合作的區域組織。非洲統一組織（非統組織）於1963年在埃塞俄比亞亞的斯亞貝巴成立，因為非洲領導人認為不團結是超級大國的責任。非統組織的宗旨——

非統組織要求其30個成員國中的每一個都採取不結盟政策，並產生了幾個概念上類似於歐洲共同市場的次區域經濟集團。非統組織還奉行與其他第三世界區域聯盟，特別是與阿拉伯國家進行政治合作的政策。

不結盟國家所表達的沮喪情緒大多源於富國和窮國之間極不平等的關係。在關鍵資源和地方經濟被西方跨國公司開採的情況下，這種不滿情緒最為強烈，對世界事件產生了重大影響。1960年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的成立反映了這些關切。歐佩克制定了一項反介止戰略，希望藉此使嚴重依賴石油進口的工業經濟體容易受到第三世界的壓力。最初，該戰略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國及其盟國不斷減少的對外援助，加上西方親以色列的政策，激怒了歐佩克的阿拉伯國家。1973年，該集團將原油價格提高了四倍。能源成本的突然上升加劇了西方的通貨膨脹和衰退，並突出了世界各國的相互依存關係。第二年，聯合國不結盟集團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英語：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在這個秩序中，資源、貿易和市場將得到公平分配。

不結盟國家還建立了其他形式的經濟合作，作為對抗超級大國的槓桿。歐佩克、非統組織和阿拉伯國家聯盟的成員國相互重疊，20世紀70年代，阿拉伯人開始向非洲國家提供巨額財政援助，以減少非洲對美國和蘇聯的經濟依賴。然而，阿拉伯聯盟已經被納賽爾的埃及和阿薩德的敘利亞等獨裁親蘇國家與沙特阿拉伯和阿曼等貴族君主（通常親西方）政權之間的分歧所撕裂。雖然非統組織在非洲合作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其成員國一般主要關心的是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不是非洲大陸層面的利益。1977年在開羅舉行的非洲-阿拉伯首腦會議上，石油生產商承諾向非洲提供15億美元的援助。此後一段時間歐佩克內部的分歧使得協調行動更加困難。然而，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機提供了引人注目的證據，證明了資源供應商在應對更發達國家方面的潛在能力。

古巴革命與古巴導彈危機

[編輯]

1959年古巴革命和1970年代軍備控制條約之間的這段時間，標誌着蘇聯和美國不斷努力保持對其勢力範圍的控制。1965年，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在多米尼加共和國駐紮了22000名士兵，聲稱要阻止古巴再次爆發革命。雖然從1962年到緩和期間沒有發生過像古巴導彈危機那樣危險的事件，但在世界範圍內，這兩個主要冷戰參與者的合法性和善意正在日益喪失。

九三零事件

[編輯]

九三零事件是印度尼西亞國家武裝部隊成員內部的一個自命的組織，他們在1965年10月1日凌晨的一次未遂政變中暗殺了六名印度尼西亞軍隊將軍。遇害者中有陸軍部長兼指揮官艾哈邁德·亞尼（英語：Ahmad Yani）中將。沒有成為綁架者目標的未來總統蘇哈托指揮軍隊，說服佔領雅加達中心廣場的士兵投降，並指揮政變的結束。爪哇中部一場規模較小的叛亂也宣告失敗。軍方公開指責印尼共產黨（PKI）企圖發動政變，10月，開始大規模殺害疑似共產主義者。1966年3月，蘇哈托在收到蘇加諾授權他恢復秩序的命令後，取締了PKI。一年後，他取代蘇加諾擔任總統，建立了強烈反共的「新秩序政權」。

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編輯]
主條目：布拉格之春和華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路障和起火的蘇聯坦克。

1968年，東方國家捷克斯洛伐克經歷了一段政治自由化的時期，稱為布拉格之春。這一事件是由若干事件推動的，其中包括解決1960年代早期經濟衰退問題的經濟改革的多項舉措。[8][9]4月，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啟動了一項自由化改革，名為「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其中包括增加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同時在經濟上強調消費品、建立多黨政府的可能性以及限制秘密警察的權力。[10][11]東方集團內部的最初反應不一，匈牙利的卡達爾·亞諾什表示支持，而蘇聯領導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人則開始擔心杜布切克的改革，他們擔心這可能會削弱東方集團在冷戰期間的地位。[12][13]8月3日，來自蘇聯、東德、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在布拉迪斯拉發開會並簽署了《布拉迪斯拉發宣言（英語：Bratislava Declaration）》，《宣言》確認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堅定不移的忠誠，並宣佈了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一切「反社會主義」勢力的堅決鬥爭。[14]

1968年8月20日至21日晚上，來自四個華約國家——蘇聯、保加利亞、波蘭和匈牙利——的東方集團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5][16]入侵行動是勃列日涅夫主義的產物，勃列日涅夫主義是一種迫使東方集團國家將國家利益置於整個集團利益之下的政策，如果一個東方集團國家有轉向資本主義的傾向，蘇聯有權進行干預。[17][18]入侵行動造成了新一波移民潮，最初估計有70000捷克人逃離，最終總數達到300000人。[19]1969年4月，杜布切克被古斯塔夫·胡薩克取代為第一書記，開始了一段「正常化」時期。[20]胡薩克推翻了杜布切克的改革，清除了該黨的自由派成員，解除了反對者的公職，恢復了警察當局的權力，試圖重新集中經濟，並恢復了主流媒體和被認為「不能完全被政治信任」的人對政治評論的禁令。[21][22]蘇聯的國際形象嚴重受損，特別是受到「新左派」和不結盟運動啟發的西方學生運動。例如，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譴責蘇聯和美國都是帝國主義者。

越南戰爭

[編輯]
主條目：越南戰爭

1965年，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在多米尼加共和國駐紮了42000名士兵，以防止「另一個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出現。然而，1965年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對東南亞的干預。1965年，約翰遜在南越駐軍22000人，以支持搖搖欲墜的反共政權。南越政府長期以來一直與美國結盟。胡志明領導下的北越得到了蘇聯和中國的支持。反過來，北越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該陣線的隊伍來自南越工人階級和農民。為了遏制共產黨的擴張，約翰遜在1968年將軍隊數量增加到57.5萬人。

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左）與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在1967年葛拉斯堡羅峰會上。

北越在1959年的戰爭中獲得了蘇聯的支援；戰爭期間，蘇聯向北越派遣了15000名軍事顧問，每年運送價值4.5億美元的武器，而中國派遣了32萬軍隊，每年運送價值1.8億美元的武器。[23]

雖然戰爭初期美國傷亡慘重，但政府向公眾保證，這場戰爭是可以贏下的，並將在不久的將來導致美國的勝利。然而當1968年1月30日，當越共在南越發動春節攻勢時，美國公眾對「隧道盡頭的光明」的信念破滅了。儘管這兩次進攻都沒有達到任何軍事目標，但敵人發動這種進攻的驚人能力讓美國許多人相信勝利是不可能的。

隨着20世紀60年代反戰文化採取了聲勢浩大的反戰立場，以大學校園為中心的聲勢浩大的和平運動成為一個突出的特點。特別不受歡迎的是，政府威脅要徵募年輕人到東南亞的叢林中作戰。

1968年當選的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遜開始了緩慢脫離戰爭的政策。目標是逐步加強南越軍隊，以便能夠獨立作戰。這一政策成為所謂「尼克遜主義」的基石適用於越南，該學說被稱為「越南化（英語：Vietnamization）」。越南化的目標是使南越軍隊能夠越來越多地對抗越共和北越軍隊。

從左到右：盧埃林·湯普森、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和迪安·臘斯克

1969年10月10日，尼克遜命令一支由18架B-52戰鬥機組成的中隊，裝載核武器，衝向蘇聯領空邊界（英語：Operation Giant Lance），以使蘇聯相信他有能力結束越南戰爭。

在尼克遜任總統期間，美國戰爭行為的道德性仍然是一個問題。1969年，人們發現排長威廉·卡利（英語：William Calley）中尉在一年前領導了一場對越南平民的大屠殺。1970年，尼克遜下令秘密軍事入侵柬埔寨，以摧毀與南越接壤的胡志明小道。

1973年，美國從越南撤軍，1975年北越佔領了西貢（現在的胡志明市），衝突最終結束。戰爭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參見越南戰爭傷亡人數（英語：Vietnam War casualties））。其中有195000到43萬南越平民死於戰爭。[24][25]50000到65000名北越平民在戰爭中喪生。[24][26]越南共和國軍隊在戰爭中損失了171331至220357人。[24][27]美國國防部的官方數字是1965年至1974年期間，共有950765名共產黨軍隊在越南陣亡。國防部官員得出結論，這些死亡人數需要減少30%。此外，Guenter Lewy假設，所報告的被打死的「敵人」中有三分之一可能是平民，得出的結論是，共產黨軍隊的實際死亡人數可能接近44.4萬人。其中有[24]20萬至30萬柬埔寨人[28][29][30]約35000老撾人[31]和58220名美國軍人也在衝突中喪生。[A 1]

尼克遜主義

[編輯]
主條目：尼克遜主義
理查德·尼克遜在越南與軍隊握手（1969年）。

在尼克遜政府的最後幾年中，第三世界仍然是世界最不穩定和最危險的根源。尼克遜·基辛格對第三世界政策的核心是努力維持穩定的現狀，而不讓美國過分捲入地方爭端。1969年和1970年，為了應對越南戰爭的高峰，總統提出了後來被稱為尼克遜主義的學說，根據這一原則，美國將「參與盟國和友邦的防禦和發展」，但將這些「友邦」的未來「基本責任」留給各國自己。尼克遜主義意味着美國政府越來越蔑視聯合國，因不發達國家正通過其龐大的席位數量獲得影響力，而這些國家大多數屬於試圖抵禦來自內部的民眾挑戰的獨裁政權。

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中央情報局向智利投入了大量資金，幫助支持成立的政府應對馬克思主義挑戰。當馬克思主義總統候選人薩爾瓦多·阿連德通過自由選舉上台後，美國開始向反對派勢力提供更多資金，以幫助「顛覆」新政府。1973年，一個美國支持的軍政府從阿連德手中奪取了政權。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的新的鎮壓政權得到了美國作為反共盟友的熱烈支持，並增加了軍事和經濟援助。直到1989年，智利才終於重建了民主。

中蘇分裂

[編輯]
主條目：中蘇交惡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躍進和其他基於農業而不是重工業的政策挑戰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以及蘇聯對社會主義國家影響的的模式。隨着蘇聯「去斯大林化」進程的推進，中國革命創始人毛澤東譴責蘇聯「修正主義」，而中國人對自己在共產主義世界中一直位居第二也越來越惱火。20世紀60年代，兩國開始出現公開分裂；緊張局勢導致中蘇邊境發生了一系列邊境衝突。

中蘇分裂在東南亞產生了重要影響。儘管在長期戰爭中得到了中國的大量援助，越南共產黨還是與蘇聯結盟反對中國。紅色高棉於1975年控制了柬埔寨，成為世界歷史上最殘暴的政權之一。新統一的越南和高棉政權從一開始就關係不好，因為紅色高棉開始屠殺柬埔寨的越南人，然後向越南發動襲擊。紅色高棉與中國結盟，但這不足以阻止越南人入侵柬埔寨並在1979年摧毀該政權。雖然無法拯救他們的柬埔寨盟友，但中國人確實對越南人作出了回應，在當年晚些時候，他們進行了懲罰性的遠征，入侵了越南北部。經過幾個月的激烈戰鬥和雙方人員傷亡，中方宣佈行動完成並撤出。

美國在這些事件中只扮演了一個次要角色，因其在越南慘敗後不願介入該地區。而極為明顯的共產主義集團解體在中美緊張局勢的緩和和東西緩和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緩和和陣營的變化

[編輯]
更多資訊：緩和政策和1972年尼克遜訪華
1973年勃列日涅夫訪問華盛頓時，勃列日涅夫和尼克遜站在白宮陽台上交談——這是美蘇關係緩和的一個高潮。

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冷戰參與者努力適應一種新的、更複雜的國際關係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世界不再被劃分為兩個明顯對立的集團。蘇聯實現了與美國大致相當的核能力。從戰後初期開始，西歐和日本迅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中恢復過來，並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保持了強勁的經濟增長，其人均GDP接近美國，而東歐經濟體則停滯不前。[37]中國、日本和西歐，第三世界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聯盟內部日益不團結都預示着一個新的多極國際結構。此外，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機使超級大國的經濟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石油價格的快速上漲破壞了美國經濟，導致「滯脹」和增長緩慢。

緩和對冷戰雙方都有戰略和經濟上的好處，這得益於他們在努力遏制核武器進一步擴散方面的共同利益。尼克遜總統和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簽署了限制戰略武器發展的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軍備控制使這兩個超級大國得以減緩其臃腫的國防預算的螺旋式增長。與此同時，分裂的歐洲開始尋求更密切的關係。德國總理威利·勃蘭特的東方政策導致了對東德的承認。

布拉迪斯拉發（斯洛伐克）「鐵幕」遺址（2007年）。

關於赫爾辛基協定的合作導致了幾項關於政治、經濟和人權的協定。制定了一系列軍備控制協定，如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和《反彈道導彈條約》，以限制戰略武器的發展，減緩軍備競賽。中國和美國之間也恢復了友好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開始了貿易和文化聯繫，最顯著的是1972年尼克遜開創性的中國之行。

與此同時，蘇聯與非共產主義世界的幾個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和不結盟運動國家締結了友好合作條約。

然而在此期間，競爭仍在繼續，尤其是在中東和非洲南部和東部。兩國繼續在資源豐富的第三世界爭奪影響力。對美國支持印度尼西亞蘇哈托政權、智利奧古斯托·皮諾切特政權和扎伊爾蒙博托·塞塞·塞科政權的批評也越來越多。

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摧毀了人們對尼克遜總統的信心。國際上的挫折感，包括1975年南越淪陷、1979-1981年伊朗人質危機、蘇聯入侵阿富汗、國際恐怖主義的增長以及軍備競賽的加速，引起了人們對該國外交政策的擔憂。被嘲笑為「滯脹」的能源危機、失業和通貨膨脹對美國繁榮的未來提出了根本性的問題。

與此同時，石油資源豐富的蘇聯從中受益匪淺，石油財富的湧入掩蓋了蘇聯經濟的許多系統性缺陷。與此同時，整個東方集團繼續經歷大規模停滯，[37][38]其中包括消費品短缺、[37][38]發展停滯[39]以及大量住房數量和質量低下。[40]

文化與媒體

[編輯]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文化中對冷戰主題的關注仍在繼續。這一時期最著名的電影之一是1964年的黑色喜劇《奇愛博士：我如何學會停止恐懼並愛上炸彈》，由斯坦利·庫布里克導演，彼得·塞勒斯主演。在影片中，一位瘋狂的美國將軍推翻了總統的職權，下令對蘇聯進行核空襲。這部電影大受歡迎，至今仍是經典之作。

與此同時，在英國，由彼得·沃特金斯撰寫、導演和製作的英國廣播公司電視電影《戰爭遊戲》是一部具有黑暗性質的冷戰影片。這部電影描述了蘇聯核攻擊對英國的影響，在英國廣播公司和政府內部引起了恐慌。它原計劃於1966年8月6日（廣島襲擊周年）播出，但直到1985年才開始播送。

在2011年的超級英雄電影《X戰警：第一戰》中，冷戰被描繪成由一群自稱地獄火俱樂部的變種人控制。

1976年夏天，一種神秘而似乎非常強大的信號開始滲透到全球的無線電接收機中。當聽到它時，它有一種標誌性的「敲擊」聲，因為這種強烈信號的起源是在蘇聯的某個地方，所以這種信號被稱為俄羅斯啄木鳥。許多業餘無線電聽眾認為這是蘇聯超視距雷達的一部分，但蘇聯人否認他們與這種信號有任何關係。1976年至1989年期間，該信號會在許多場合出現和消失，在短波無線電波段最為突出。直到冷戰結束，俄羅斯人才承認這些雷達信號確實是Duga遠程警戒雷達的雷達信號，是一種先進的超視距雷達系統。

2004年的電子遊戲《合金裝備3 食蛇者》以1964年為背景，主要涉及核威懾、秘密行動和冷戰等主題。

2010年的視頻遊戲《使命召喚：黑色行動》是在冷戰時期製作的。

重要文件與協定

[編輯]
  • 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963年，也是甘迺迪提出的。其禁止在大氣層、水下和太空進行核試驗。然而，法國和中國（都是核武器國家）都沒有簽署。
  •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1968年，將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和中國確立為五個「核武器國家」。禁止無核武器國家（除其他外）擁有、製造或獲取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裝置。所有187個簽署國都致力於（最終）核裁軍的目標。
  • 反彈道導彈條約：1972年，美國和蘇聯簽訂協議，限制用於防禦導彈運載核武器地區的反彈道導彈（ABM）系統。2002年美國退出。
  • 限制戰略武器條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1972年和1979年。限制了美國和蘇聯導彈庫的擴充。
  • 防止核戰爭協定（英語：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 Agreement）：1973年。承諾美國和蘇聯在核對抗條件下相互協商。

腳註

[編輯]
  1. ^ 美國傷亡人數分別為58220人和303644人，數據來源於國防部統計信息分析司、國防人力數據中心以及2010年5月的退伍軍人事務部概況[32]2010年2月26日，國會研究服務局為國會提交的報告《美國戰爭和軍事行動傷亡：名單和統計數字》，[33]還有《坩堝越南：一名步兵中尉的回憶錄》。[34]其他一些來源給出了不同的數字（例如，本文其他地方引用的2005到2006年的紀錄片《黑暗之心：1945-1975年越南戰爭紀事》給出了58159名美國人死亡的數字，[35]2007年出版的《越南之子》一書給出的數字是58226）[36]

引文

[編輯]
  1. ^ 1.0 1.1 Campbell, Kurt. Soviet Policy Towards South Africa. Basingstoke: Palgrave-Macmillan. 1986: 129–131. ISBN 978-1349081677. 
  2. ^ 2.0 2.1 Sellström, Tor. Sweden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Vol. 2 : Solidarity and assistance, 1970–1994. Uppsala: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2002: 30–32 [2021-12-16]. ISBN 978-91-7106-448-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2-27）. 
  3. ^ 3.0 3.1 Friedman, Jeremy. 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5, 149–157. ISBN 978-1-4696-2376-4. 
  4. ^ Berridge, G.R. South Africa, the Colonial Powers and African Defenc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hite Entente, 1948–60. Basingstoke: Palgrave Books. 1992: 1–16, 163–164. ISBN 978-0333563519. 
  5. ^ 5.0 5.1 5.2 5.3 Percox, David. Britain, Kenya and the Cold War: Imperial Defence, Colonial Security and Decolonisation. London: Taurus Academic Studies. 2004: 31–32, 160, 185. ISBN 978-1848859661. 
  6. ^ Derluguian, Georgi. Morier-Genoud, Eric , 編. Sure Road? Nationalisms in Angola, Guinea-Bissau and Mozambique.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1997: 81–95. ISBN 978-9004222618. 
  7. ^ 7.0 7.1 Dowden, Richard. Africa: Altered States, Ordinary Miracles需要免費註冊. Portobello Books. 2010: 134–138. ISBN 978-1-58648-753-9. 
  8. ^ Photius.com, (info from CIA world Factbook). Photius Coutsoukis. [2008-01-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1-16）. 
  9. ^ Williams 1997，第5頁
  10. ^ Ello (ed.), Paul (April 1968). Contro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zechoslovakia, "Action Plan of the (Prague, April 1968)" in Dubcek's Blueprint for Freedom: His original documents leading to the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William Kimber & Co. 1968, pp 32, 54
  11. ^ Von Geldern, James; Siegelbaum, Lewis. The Soviet-led Intervention in Czechoslovakia. Soviethistory.org. [2008-03-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8-17）. 
  12. ^ Document #81: Transcript of Leonid Brezhnev's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ith Alexander Dubček, August 13, 1968. The Prague Spring '68. The Prague Spring Foundation. 1998 [2008-01-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1-17）. 
  13. ^ Navrátil 2006，第36 & 172–181頁
  14. ^ Navrátil 2006，第326–329頁
  15. ^ Ouimet, Matthew.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ezhnev Doctrine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and London. 2003: 34–35. 
  16. ^ Soviet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Military. GlobalSecurity.org. 2005-04-27 [2007-01-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01-11）. 
  17. ^ Grenville 2005，第780頁
  18. ^ Chafetz, Glenn. Gorbachev, Reform, and the Brezhnev Doctrine: Soviet Policy Toward Eastern Europe, 1985–1990. Praeger Publishers. 1993-04-30: 10. ISBN 0-275-94484-0. 
  19. ^ Čulík, Jan. Den, kdy tanky zlikvidovaly české sny Pražského jara. Britské Listy. [2008-01-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09-28）. 
  20. ^ Williams 1997，第xi頁
  21. ^ Goertz 1995，第154–157頁
  22. ^ Williams 1997，第164頁
  23. ^ 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135; Gen. Oleg Sarin and Col. Lev Dvoretsky, Alien Wars: The Soviet Union's Aggressions Against the World, 1919 to 1989 (Presidio Press, 1996), pp93-4.
  24. ^ 24.0 24.1 24.2 24.3 Lewy, Guenter (1978). America in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ppendix 1, pp.450–453
  25. ^ Thayer, Thomas C (1985). War Without Front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Vietna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Ch. 12.
  26. ^ Wiesner, Louis A. (1988). Victims and Survivors Displaced Persons and Other War Victims in Viet-Na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p.310
  27. ^ Thayer, Thomas C (1985). War Without Front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Vietna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106.
  28. ^ Marek Sliwinski, Le Génocide Khmer Rouge: Une Analyse Démographique (L'Harmattan, 1995)
  29. ^ Heuveline, Patrick (2001). "The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Mortality in Cambodia." In Forced Migration and Mortality, eds. Holly E. Reed and Charles B. Keel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30. ^ Banister, Judith, and Paige Johnson (1993). "After the Nightmare: The Population of Cambodia." In Genocide and Democracy in Cambodia: The Khmer Roug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d. Ben Kierna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31. ^ T. Lomperis, From People's War to People's Rule, (1996), estimates 35,000 total.
  32. ^ America's Wars (factsheet) (PDF) (報告).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26 February 2010 [May 2010].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4 January 2014）. 
  33. ^ Anne Leland; Mari–Jana "M-J" Oboroceanu. American War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Casualties: Lists and Statistics (PDF) (報告).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6 February 2010 [2021-12-16].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05-08-25）. 
  34. ^ Lawrence 2009，第65, 107, 154, 217頁
  35. ^ Aaron Ulrich (editor); Edward FeuerHerd (producer and director). Heart of Darkness: The Vietnam War Chronicles 1945–1975 (Documentary; box set, Color, Dolby, DVD-Video, full-screen, NTSC, Vision Software). Koch Vision. 事件發生在 321 minutes. 2005–2006. ISBN 1-4172-2920-9. 
  36. ^ Kueter, Dale. Vietnam Sons: For Some, the War Never Ended. AuthorHouse (March 21, 2007). ISBN 978-1425969318
  37. ^ 37.0 37.1 37.2 Hardt & Kaufman 1995，第16頁
  38. ^ 38.0 38.1 Maddison 2006，第185頁
  39. ^ Frucht 2003，第382頁
  40. ^ Sillince 1990，第1–40頁

參考文獻

[編輯]
  • Ball, S. J. The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47–1991 (1998). British perspective
  • Beschloss, Michael, and Strobe Talbott. At the Highest Levels:The Inside Story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93)
  • Bialer, Seweryn and Michael Mandelbaum, eds. Gorbachev's Russia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88).
  • Dale, Gareth, Popular Protest in East Germany, 1945–1989: Judgements on the Street, Routledge, 2005, ISBN 978-0-7146-5408-9 
  • Bideleux, Robert; Jeffries, Ian, 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Crisis and Change, Routledge, 2007, ISBN 0-415-36626-7 
  • Brzezinski, Zbigniew.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1983);
  • Edmonds, Rob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The Brezhnev Years (1983)
  • Gaddis, John Lew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2005)
  •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1987)
  • Frucht, Richard C., Encyclopedia of Eastern Europe: From the Congress of Vienna to the Fall of Communism,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3, ISBN 0-203-80109-1 
  • Gaddis, John Lewis. * LaFeber, Walt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92 7th ed. (1993)
  • Gaddis, John Lew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mplications, Reconsiderations, Provocations (1992)
  • Garthoff, Raymond. The Great Transition: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94)
  • Goertz, Gary, Contex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ISBN 0-521-46972-4 
  • Grenville, John Ashley Soa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the 20th to the 21st Century, Routledge, 2005, ISBN 0-415-28954-8 
  • Hardt, John Pearce; Kaufman, Richard F., East-Central Europea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M.E. Sharpe, 1995, ISBN 1-56324-612-0 
  • Hogan, Michael e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ts Meaning and Implications (1992) articles from Diplomatic History online at JSTOR
  • Kyvig, David ed. Reagan and the World (1990)
  • Lawrence, A.T. Crucible Vietnam: Memoir of an Infantry Lieutenant. Jefferson: McFarland. 2009 [2021-12-16]. ISBN 978-0-7864-547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17）. 
  • Maddison, Angus, The world economy, OECD Publishing, 2006, ISBN 92-64-02261-9 
  • Mower, A. Glenn Jr. 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Carter and Reagan Experiences ( 1987),
  • Navrátil, Jaromír, The Prague Spring 1968: 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 Reader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Cold War Readers),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BN 963-7326-67-7 
  • Matlock, Jack F. Autopsy on an Empire (1995) by US ambassador to Moscow
  • Powaski, Ronald E.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17–1991 (1998)
  • Ricklefs, M.C.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Since c.1300 4th. London: MacMillan. 2008 [1981]. ISBN 978-0-230-54685-1. 
  • Shultz, George P. Turmoil and Triumph: 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 (1993).
  • Sivachev, Nikolai and Nikolai Yakolev,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79), by Soviet historians
  • Sillince, John, Housing polici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Routledge, 1990, ISBN 0-415-02134-0 
  • Smith, Gaddis. Morality, Reason and Power: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Carter Years (1986).
  • Williams, Kieran, The Prague Spring and its Aftermath: Czechoslovak Politics, 1968–19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ISBN 0-521-58803-0 
取自 "https://wikicn.playgoteam.workers.dev/w/index.php?title=冷战_(1962年—1979年)&oldid=84136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