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事件

平江事件，中共方面稱平江慘案，是1939年6月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爆發的一起軍事摩擦事件。該事件最終導致平江留守處與中共湘鄂贛特委被破壞，負責人塗正坤、吳亞魯、羅梓銘、曾金聲、吳賀泉、趙祿英六人被殺。

背景

1937年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以及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內容，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匯集組成新四軍。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正式成立，下轄4個支隊，軍長為葉挺，副軍長為項英。第一支隊為原湘鄂贛紅軍游擊隊，由陳毅任司令員，傅秋濤為副司令員兼第一團團長，鍾期光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2月，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從平江嘉義鎮出發，開赴江南抗日前線。部隊離開平江時，為了繼續開展湘鄂贛地區的工作，在嘉義鎮設立了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平江留守處（後來改為通訊處），用來掩護中共湘鄂贛特委進行工作。

通訊處成立後，為了便於工作，對外的公開職銜如下：黃耀南為通訊處的少校主任，塗正坤為新四軍上校參議，羅梓銘為八路軍少校副官，曾金聲為新四軍少校秘書，吳淵為通訊處秘書主任，吳賀泉為通訊處軍需。通訊處還有由10餘名士兵組成的通訊班（即警衛班），共計30餘人。通訊處主要負責人、江西省委副書記塗正坤兼任特委書記，羅梓銘為特委組織部長，黃耀南為特委宣傳部長。

特委的中心任務是：恢復、整頓、鞏固和發展黨的組織，堅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和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發動群眾，擴大武裝，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壯大抗日陣營，防止分裂投降，以達到抗戰勝利之目的。從1938年2月開始，通訊處舉辦了12期黨員訓練班，創辦了內部刊物《黨的工作》。邊區18個縣有15個縣建立了縣委，2個縣建立了工委，成立了53個區委，340多個支部，發展黨員千餘人；其中平江縣就建立了18個區委，58個支部，發展黨員610餘人。通訊處還協助平江縣委在縣城開辦大眾書店，大量發行進步書刊、報紙，其中以《新華日報》發行量最大。通訊處還先後動員400餘名青年參軍。

1938年春，一本叫作《中共黨的策略路線》的手冊在漢口流傳，據說是張浩（林彪堂兄林育英的化名）1937年2月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演講的紀錄。其中對於統一戰線的說法與中共官方說法非常不同：統一戰線的動機是中共的弱小與瀕臨失敗；以三民主義作掩護，繼續進行土地革命；把日本當作頭號敵人是不得以的，但是最終目標是推翻國民黨一黨專政。相關方針被總結為「七二一方針」。

1938年10月底武漢會戰結束，日本軍隊占領武漢，日軍第十一軍以武漢為根據地，依靠長江水運與南京相連，與國軍第三、第五、第九戰區對峙，被國軍從東南、北、南三個方向合圍。日軍試圖在最短期間內，捕捉第九戰區主力部隊，將其殲滅，後集中10餘萬兵力從贛北、鄂南、湘北三個方向向長沙發起進攻，爆發第一次長沙戰役。1939年4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開始籌劃贛湘地區的作戰方針。委員長蔣介石和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延續1938年11月下旬的南嶽軍事會議的戰略規劃，主張「游擊戰配合正規戰」，認為利用地形對日軍節節抵抗後，必要時可放棄長沙，將第九戰區總司令部遷至衡陽，誘使日軍深入，後集合優勢兵力，趁日軍消耗過大、立足未穩時在長沙附近地區殲敵。

事發經過

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新四軍上校參議塗正坤

1939年1月，第九戰區第二十七集團軍司令楊森率二十軍駐防平江後不久，就秉承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秘密頒布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策劃取締通訊處的活動。先是派人突然襲擊了中共平江縣委開辦的大眾書店；繼而組織「地區防範異黨委員會」，在各區、鄉普遍建立特務班、巡邏隊，增加特務經費，積極發展國民黨組織，第二十軍政治部主任吳都俊公開宣稱，要借漢奸名義處置共黨分子。4月15日，頒布《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通告》和《戰區服務團隊管理辦法》，公開宣稱「凡在戰區範圍內的一切團體，須一律向我區報到，領取護照，並逐日報告工作。工作地點如有移動，移動前須向我區報告，到達新的工作據點時，須向我軍所屬駐軍報到，並檢驗護照。凡認為有必要時，將分別派遣聯絡員協同工作。各團體工作地區將由我區所屬部隊指定或變更。凡未履行報到手續及領取護照者，一經查獲或舉發，即勒令停止一切活動」。

對此，通訊處採取了一些防範措施，將通訊處的工作人員由30多人精減到10多人；為了顧全大局，平江通訊處按照平江縣當局的要求，由嘉義搬至平江縣城辦公。1939年6月上旬，楊森接到陳誠、薛岳轉來的蔣介石密電，令將黃耀南、塗正坤等處死。第二十軍特務營營長何學植根據楊森的命令，率領特務營第二連、第三連手槍隊，另加一個重機槍排進駐嘉義；第九十二軍1個連前往平江縣城追捕黃耀南。6月11日，何學植率部趕至嘉義，以破路抗戰就地駐紮為名，將特務營第二連一排置於嘉義上街，封鎖通訊處左側，二排置於通訊處正面，三排置於嘉義下街，封鎖通訊處右側。

6月12日，國民黨開始按計劃，向新四軍駐平江嘉義通訊處展開進攻。當日下午3時，何學植令中尉偵察員張紹奇來到通訊處，以日寇不日要竄犯平江，何營長準備在嘉義鄉公所開會，特請塗參議前去商量有關抗日的緊急事宜為藉口，將塗正坤誘騙出來。剛走到店門口，他看到街上架起了機槍，感到不對頭，就藉口說：「我回去拿把扇子。」便又轉身回到房裡，低聲對妻子朱引梅說：「外面架起了機槍，今天會出事，快給同志們打個招呼。」當他走到離通訊處50步遠的「秀記雜貨店」門口的石階下，右邊巷子裡傳來了猛烈槍聲，塗正坤身中數彈身亡。

這時，埋伏在各處的軍隊藉口匪情，衝進了通訊處，吳亞魯居中阻攔，被當場射殺。其餘通訊處負責人和工作人員羅梓銘、曾金聲、吳賀泉、趙綠吟被抓走。當晚，特務營第二連連長余啟佑等對羅梓銘等4人進行秘密審訊，企圖從中獲得湘鄂贛區中共組織人員及活動情況。四人拒絕回答後，被押到嘉義鎮旁的虎形嶺，活埋在廢淘金洞裡。特委軍事部長朱水秋因外出公幹倖免於難。之後國軍繼續在平江縣城一帶追捕黃耀南，並在平江逮捕中共黨員和抗日群眾，余郁光、李發琪等4人，均遭殺害。

譴責與追悼

中國國民黨製造了平江慘案後，薛岳、楊森一方面在當地召開群眾大會，指使地方勢力，假借民意聯名誣告通訊處；另一方面連續急電葉劍英、周恩來稱：「塗正坤等糾集土匪，擾亂後方，槍殺國軍官兵，滅屍繳械，危害地方。」余連長為維護地方治安，率兵前往清查，但「該處公然糾眾拒捕，雙方械鬥，互有傷亡」。現已「將該連長撤職」，以懲其處置失當。

慘案發生後，中國共產黨採取堅決鬥爭策略。6月16日，黃耀南在平江縣長余達美、開明紳士唐炳初的幫助下脫離險境後，即以《快郵代電》的方式通告全國，公布慘案真相。7月2日至28日，周恩來、葉劍英連發數電致陳誠、徐永昌、何應欽等，一方面，嚴正指出：嘉義留守處抗日戰績當地有口皆碑，而薛岳、楊森卻混淆是非，「身為方面大員、國家重臣，不顧強敵入侵，挑起鷸蚌之爭」，致使「兩黨自相魚肉」，日寇「坐收漁人之利」，「實屬漢奸罪行」；另一方面陳詞國民黨政府，在此「國家存亡絕續之際」，唯有「矢志團結，堅持抗戰」，方能「兩黨共存、民族復興」。8月1日，延安各界舉行「平江慘案」諸烈士追悼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必須制裁反動派》的講話，指出這是反動派「殺抗日分子，壓制進步，勾結日寇漢奸，準備投降」；為了繼續抗戰，繼續團結，繼續進步，「就要取消《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動派，就要保護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大會通電要求國民政府明令昭雪本案冤抑，嚴查主使，懲辦兇犯，並通令全國不得再有同類事件發生。重慶、皖南、桂林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也舉行了追悼會。

在追悼會上，中共中央的挽章寫道：

“

在國難中惹起內訌，江河不洗古今憾。
於身危時猶明大義，天地能知忠烈心。

”

毛澤東的輓詞則是：

“

日寇憑陵，國難方殷，槍口應當對外，
吾人主戰，民氣可用，意志必須集中。

”

後續

1939年8月，黃耀南接到中共江西省委指示，重新組建中共湘鄂贛特委。黃耀南根據省委指示，在平江東坑召開邊特黨的會議。會議宣布省委的決定，黃耀南調省委工作。調平江縣委書記駱奇勳任特委書記，原特委青年部長羅其南任特委組織部長，調岳陽中心縣委書記楊樂如任特委宣傳部長，調崇陽中心縣委書記饒國瑞任特委軍事部長，何彬任青年部長，彭援華任婦女部長，李盤生任秘書。同時，特委調整了中共平江縣委班子，鍾旭任縣委書記，李國清任組織部長，彭渭東任宣傳部長，李淑陶任統戰部長。

中國國民黨在事件爆發後，秘密制定和執行《異黨活動處理辦法》，公開布置各鄉、鎮大開殺戒，允許各地密捕、密訊、密殺。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平江縣委書記鍾旭，組織部長李國清，宣傳部長彭渭東，統戰部長李淑陶，原縣委書記李化玉、傅明哉、陳會芳，原湘鄂贛省委留在地方的領導幹部酆濟民、馮杏娥、巫桂元、肖介臣、朱松桂、蘇景春、徐梓文、李秋藩、胡成軒、喻海元、鍾史生等都先後秘密被害。全縣的中國共產黨18個區委、58個支部，幾乎全被破壞。殺害的共產黨員達130多人。1940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決定，將中共湘鄂贛特委撤回省委，在平江建立特委留平工作團。到1942年6月，工作團被中國國民黨再次發現，遭到嚴重破壞，中共湘鄂贛地區的黨組織至此消失。直至1945年3月，王震、王首道率領的八路軍南下支隊，曾一度建立中共平江縣委。後在部隊撤退後再次被破壞，直至中國人民解放軍最終占領平江，方才恢復當地中共組織。